秦惠文王为何要车裂商鞅？
秦惠文王登基后，车裂了商鞅，却继续延用商鞅之反。
以私人关系论，商鞅与秦惠文王确实早有旧怨。
然而，观秦惠文王平生之事，秦惠文王也是一个气度恢弘的政治家，绝不会仅仅因为私人旧怨也诛杀有大功的商鞅。
以政治主张论，秦惠文王承认商君之法的价值，并且愿意继续延用商君之法治国。
既然如此，秦惠文王为何还非要以最激烈的方式处决商鞅呢？
商鞅之死
秦孝公去世后，太子赢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做太子时，与商鞅有旧怨。因此，新王登基，商鞅即“告归”。
然而，当年受到过商鞅惩罚的公子虔等人，“告商君欲反”。
秦惠文王遂“发吏捕商君”，想把商鞅“控制”起来。
商鞅无奈，逃亡出走。
到了关卡之下，天已傍晚，关门闭，商鞅遂想要投宿。然而，店主人表示：“商君法律明确规定，让人投宿而没有验证的，要受到连坐”，拒绝其投宿。
商鞅一声叹息：“为法之弊，一至于此”！
无奈之下，商鞅想要逃去他曾经待过的魏国。
然而，商鞅或许忘记了，“煌煌大魏”倒霉，正是拜他商君所赐，魏人也恨商鞅，哪里愿意接待他呢？
于是，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动员自己的邑兵北击郑。
结果，秦军追了上去，击败了商鞅的部属，商鞅死于军中。
随即，秦王将商君的尸体拉咸阳，车裂！并发出警告：“莫如商鞅反者”！同时，秦王灭了商君的族！
死了，还要拉回去车裂，还要灭其族！
秦王对商君，为何如此“痛恨”呢？
君臣旧怨
赢驷与商鞅的梁子，确实早就结下了。
当年，商鞅初变法时，阻力重重，秦民都说新法不便，连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也犯法。
“罚贵大，赏贵小”。
商君当初“徙木立信”，就是“赏贵小”，如今，要“罚贵大”，莫过于拿太子开刀了。
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在上犯之”，法令不行，在于身居高位者不带头守法！
考虑到太子身份特殊，不便施以“墨刑”，遂惩办了太子的两个老师。
公孙贾的脸上被刺了字，公子虔也因屡教不改而被割了鼻子（公子虔原本没有受此刑，但在几年后，“复反约”而受罚。
如此，商鞅与后来新君的梁子，也就结上了。
当然，对于赢驷、商鞅这个级别的政治人物来说，决定其行为的，绝不只是简单的私人恩怨！
君臣之分
对秦惠文王来说，即便他能抛下一切私人怨恨，继续维护商鞅，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
公子虔等人在“告商君欲反”时，对于“商君欲反”倒没有特别拿出什么证据，只是强调：大臣太重则国危；左右太亲则身危。如今，秦国的妇女、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这是“商君反而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商君反而为主大王更为臣”，才是君臣之间最现实的问题！
如果你秦惠文王连过去的屈辱都不顾，继续重用商鞅，那么，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只会越来越严重，君臣之分，之会越来越模糊！
显然，比起陈年旧怨来，这才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战国策》曾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想禅于商君，商君“辞不受”。
《战国策》并非严谨史书，其言可信度存疑，但是，这侧面也反应出商君之“重”。
当初，为了支持变法，秦孝公放手让商鞅主持变法，自己倒居于幕后。已经出现了“知商君之法而莫知秦君之法”。
秦孝公自然不必担心商君之“重”，然而，秦惠文王却不能不担心。
秦惠文王即位时，年仅19岁，而且，其政治集团还受到过打击，其威望、地位都不稳！
这种情况下，比起陈年旧怨来，如何稳固自己的君位才是最为急迫的任务。
如前所说，你“大度”不念旧恶，继续重用商君，不但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还会使君臣之分越来越模糊。
秦惠文王能做的，就是找到能够支持自己强化君权的力量，并依靠他们。
基本盘
秦惠文王要稳固自己的地位，首先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基本盘。
新君的基本盘，自然是自己作太子时的政治盟友，也就是以自己的老师为核心的政治团体。
这个政治团体，多为公族，虽然在商鞅变法中遭受到打击，但毕竟在秦根深蒂固，实力雄厚，是有能力替新君“立”起来的。
早在孝公时期，这个政治团体与商鞅的关系，就几乎是“政敌”的关系。
公子虔等人，正是受过商鞅刑罚，并对商鞅怀恨在心的主要人物！
如果新君不能旗帜鲜明的站在商鞅的对立面，那么，连“基本盘”都笼络不住，新君如何坐稳位置呢？
何况，铲除商君，不但能为“基本盘”所喜，在能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者！
上下之怨
因为：商鞅，已为上下所怨。
后来，另一位法家大神韩非子在分析商鞅之死时认为：大臣苦法而民不乐治。
大臣苦法自不必说，商鞅变法，对旧贵族的利益触动是很大的。
民不乐治，则与商鞅变法的缺陷有关。
商鞅变法，确实使大秦“国富兵强”，然而，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可能与商鞅未来得及进行修水利等“惠民”行动有关），反而要接受严苛的法度约束，因此，国虽强而民未乐。
商鞅变法，教民耕战，使大秦成为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但身处其中的人民，并不满意。
所以，商鞅虽然使秦国富强，但不管是贵族还是百姓，都对商鞅有怨。
后来，“商君死，秦人莫哀”，秦人并不悲伤。
这种情况下，收拾掉一个“不受欢迎”的商鞅，自然是新君收取人心，确立威望，巩固统治的最佳方案。
兔死狗烹：必然！
其实，即便抛开以上所有论述都不谈，商鞅之死，也是必然！
秦昭王时，“明白人”蔡泽劝范睢急流勇退时表示：商鞅使大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功已成，遂以车裂”。
这是最“明白”的回答：即便没有任何理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商鞅，也到了“谢幕”的时候。
蔡泽，后来做了秦国丞相。在他口中，商鞅与白起、吴起、大夫文种一样，功业已成而不离高位，兔死狗烹是必然的。
能谋国，不能谋己身
其实，曾有“高人”提醒过商鞅。
秦孝公去世前，曾有一位叫赵良的人和商鞅分析过他的危险。
赵良认为：商鞅做了秦相，不为百姓考虑，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施刑于太子的师傅，以严刑峻法镇压百姓，积怨蓄祸！而且，你变法，剥夺旧贵族的封地，自己却受封十五个城的封土；你商鞅每次出门排场大，为人所嫉恨！
赵良建议：商鞅应该将封土归还，兴修水利，养老存孤，如此，“可以少安”。如果不这么做，等新君即位，你就要完蛋了！
然而，商鞅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新君即位后，直到新君“莅政有顷”，商鞅才告老。
到感知到危险后，先是逃去魏国，又是仓促举兵，完全是没有准备，手足无措。
最后，“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根本无处可逃。
而且，最后仓促起兵，闹出一个造反的罪名，不被车裂灭族才怪呢！
只能说，商君能谋国，不能谋己身，其得到最惨烈的解决，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商鞅之死的过程看，商鞅确实全心在国事上，没有顾虑到自己。
所谓“尽公不顾私，极心无二虑”，大约就是如此吧。
商鞅虽结局惨烈，但他的变法，使大秦强盛，算是不负此生吧。
秦惠文王出于综合考虑，以最残忍的方式解决掉了商鞅，然而，他灭商君之族，不废商君之法，也不愧为明君。
当初，商鞅变法，通过拿太子开刀，来打开局面；此后，惠文王即位，又通过拿商鞅开刀，来巩固权位···
然而，明君贤臣的“互相伤害”，绝不只是大权在握者的“快意恩仇”而已。
相反，秦王也罢，商鞅也好，在错综复杂局势中，并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