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勋和王朗均谏止曹丕游猎，但因劝谏方式不同和旧怨导致鲍勋被杀
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喜欢喝酒的，有喜欢读书的，有喜欢游猎的，有喜欢斗蟋蟀的等等。即使是国家元首也不例外。不过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下面的官员纷纷以帝王的兴趣去取悦君王来图升迁；而且一旦陷入兴趣之中，往往会耽误正事。所以有很多正直的大臣都会劝谏君王，克制自己的兴趣。“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明宣宗缔造了仁宣之治，但就是因为喜欢斗蟋蟀，被冠上了“蟋蟀天子”的名头。这就是欧阳修所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劝谏国君游猎的事情史不绝书，但这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唐太宗，就算是唐太宗，也会被魏征气得大骂“会须杀次田舍翁”！拓跋焘也曾大骂古弼：“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古弼最后在拓跋濬在位时“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俱免，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由此可见劝谏不是个轻松的事情。
在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也经常进行游猎，鲍勋和王朗均曾进行劝谏，可最后二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这是为何呢？
鲍勋和王朗都就魏文帝曹丕游猎进行过劝谏，但是由于两人劝谏方式不一样，加之曹丕与鲍勋有怨隙，所以鲍勋被贬最终被杀，而王朗不断加封。
关于游猎，两人劝谏方式不一样
先看鲍勋的劝谏：“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鲍勋直接搬出三皇五帝继续说教，曹丕很反感，把鲍勋上表直接撕毁。
事情还没有结束呢，正直的鲍勋没有停止劝谏：“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观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因奏：‘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昔梁丘据取媚于遄台，晔之谓也。请有司议罪以清皇庙。’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
鲍勋
鲍勋继续以《春秋》大义来继续劝谏，更直接弹劾阿谀皇帝的刘晔，这相当于硬顶曹丕，曹丕游猎兴致顿无，罢还，把鲍勋贬出朝廷。
鲍勋正直无私，“秉正无亏”，多次谏言曹丕，最终曹丕不满爆发，被处死。
再来看看王朗的劝谏：“时帝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同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
王朗的劝谏就务实多了，劝曹丕要“务戒慎”，这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提醒作为皇帝要谨慎点，注意安全。
曹丕
曹丕闻表，便接受了：“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师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戌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
两人的劝谏方式是不一样的，鲍勋说教意味太浓，而王朗从帝王安全角度劝谏，体现对皇帝的忠心，一个逆着，一个顺着，效果自然大不一样。
曹丕记仇，鲍勋执法曾得罪过曹丕
曹丕作太子之时小舅子犯法，“法应弃市”，曹丕私下找鲍勋说情放过，但鲍勋正直无私没有听从。曹丕由此怨恨鲍勋：“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
记仇的曹丕做了皇帝后，还是没有放下对鲍勋的怨恨，加之鲍勋屡次谏言，更是曹丕不喜，后来下令处死鲍勋。
鲍勋死后，“天下冤之”，这样一个正直的大臣就这样被杀了。
此外，鲍勋和王朗的身份地位也不一样。王朗是经学大家，在汉末就是名臣大家，侍曹后地位直升，后位居三公。这样的人曹丕是要给面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