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副经典对联,对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一生功绩和才干,进行了精准概括与总结。纵观诸葛亮一生,其才能功业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精通用兵之道,二是治理民政。
在蜀国创立过程中,刘备长期在前线负责指挥军事,诸葛亮则长期留守后方,负责治理国家,创立典章制度,征收赋税,筹集粮草,使得蜀国足食足兵,其军事才能并未得到显现。刘备死后,诸葛亮走上台前,发起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之战,虽然听起来挺唬人,但真实历史却无情地告诉我们,诸葛亮的北伐之战,几乎全部以失利告终,耗费巨额人财物力,却寸土未得,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民政方面却成效斐然。《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治理之下的蜀国民富国强,不仅国用丰足,百姓也安居乐业,对诸葛亮敬佩不已,蜀国灭亡很多年后,依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可见诸葛亮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治国之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蜀国有一个地方的百姓,却始终不服管教,频频发生叛乱。这个地方就是诸葛亮一手平定的南中,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西南、云南和贵州大部地区。刘备死后不久,南中地区的地方豪强雍闿、孟获、高定等人,发起叛乱,诛杀蜀汉地方官,驱逐围攻蜀汉军队,妄图脱离蜀汉。
公元225年,丞相诸葛亮带兵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举平定了南中叛乱,“七擒孟获”的传说据此而来。诸葛亮对待南中蛮夷部落,并未采取简单粗暴的以杀戮立威的手段,而是采取怀柔手段和“攻心为上”之策,重用当地部落头人,与之结盟交好,使得孟获等蛮夷首领大为感服,发出“南人不复反矣”的保证。
但是,《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治理南中并未收到良好成效,他前脚刚走,“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蛮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至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馀里,其郡徒有名而已”,南中地区依旧叛乱频仍,以至于蜀国委派的太守都不敢去当地任职,只敢在远离南中诸郡县八百多里的边境安定县一带,虚应故事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只能情况?原来,这与蜀汉的一项国策有关。南中各郡县,虽然地处偏远,但物产丰饶,盛产金、银、铜、铁、锡、丹砂等矿藏资源,富产良马、耕牛,于是蜀国就把南中各地当成“提款机”和后方根据地。
蜀国向南中征收繁重的赋税,用各种手段掠夺其其资源,“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且还从南中征兵,“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组建起号称“无当飞军”的精锐部队,为蜀国冲杀卖命。
蜀国后期六出祁山,连年征战,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几乎全依赖于南中地区的供给补充,蜀国才得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但蜀国对南中的掠夺式统治,势必要让当地百姓不堪重负,因此才会产生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在此背景下,即使诸葛亮也难以把南中治理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资料:《三国志》《华阳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