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胜既是完败，诸葛亮“七擒孟获”背后种下的却是亡国的种子
“七擒孟获”故事家喻户晓，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用了整整三回的文字描述“七擒孟获”故事，并引出了孟获、祝融夫人等人物，驱巨兽、火烧藤甲兵等事件。蜀汉建兴三年 (公元225年) ，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一连七擒七纵，诸葛亮以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服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通过“七擒孟获”折射出诸葛亮的完美仁德智慧形象。
关于“七擒孟获”故事在东晋人写的《汉晋春秋》、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朝李贽的《史纲评要》，包括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史书中都有记载，然而在离三国时间最近、也是记录三国历史最权威的陈寿《三国志》却只有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只字未提七擒孟获之事。
“ (建兴)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十二个字是《三国志》对诸葛亮南征的全部记载。
史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
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了西路叛军，杀死叛军头目高定，占据越嶲郡。与此同时马忠也打败了朱褒为首的东路叛军。东西两翼叛军势力肃清后，诸葛亮便指挥大军进攻叛军的最后据点益州郡,“其秋悉平”。这说明当时诸葛亮“南抚夷越”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如谁不愿归附，就格杀勿论，根本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以致七擒七纵孟获。
也有一些史学家们认为“七擒孟获”确有其事。理由是清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1901年) 在云南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了著名汉代“孟孝琚碑”。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在民间所供五显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多数专家的观点是孟获是建宁郡曲靖人，是叟族的一个部落酋长，彝名叫兹夺阿窝，汉名叫孟获。既然有孟获，就应该存在“七擒孟获”故事，只不过是被《三国志》遗漏了。
不过，很多人关注“七擒孟获”却忽略了后续的事情——在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方后，南方又发生多次反叛。
《三国志·李恢传》写：“后军反，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三国志·张嶷传》写：“嶷乃往讨，生缚其师魏狼。”这些文字确实是“南人复反”的真实记载。
诸葛亮南征，孟获归顺诸葛亮后，他的妻子率领十二名侗族姑娘和部分士兵继续反抗，后来部下全部阵亡，她匹马单枪继续作战，战马失足陷进烂泥，为蜀兵所杀。
由此可见，“南人复反”指的就是孟婆等不肯归顺蜀政或继续与蜀兵战斗。所以出现了“恢身往扑讨”,“嶷乃往讨”的史实记载。
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叟夷多次造反。杀死太守龚禄、焦璜，以后的太守不敢在郡内居住，只能住在离郡八百里的安定县，越巂郡名存实亡。建兴九年，汶山的羌族反叛，建兴十一年刘胄造反，这些事件的发生距诸葛亮平定南方还不到十年光景。以后，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又造反。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
纵观蜀国历史，整个南征只是个面子工程，看上去雍容华贵，实际上虚有其表。
南方虽属内忧，但国内发展却又是内忧中的内忧、重中之重，只有尽快恢复国内正常生产、增加人口、操练士兵，才能为终极目标——北伐、统一做更充足的准备。南征平定了南方，但南方又复叛，花费了蜀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精力，阻碍了发展，进一步拉开了与魏国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蜀国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