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下的张九龄：望鸟唯贪疾，闻猿亦罢愁
“望鸟唯贪疾，闻猿亦罢愁”，此间作者奉命出使，入湘江而南行，正值离家越来越近，心情舒畅、兴致颇高之际，所以此时的作者，感觉群鸟“贪疾”，不再烦躁(《使还湘水》)、“情来不可极，日暮水流清”(《晚登王六东阁)))等等，也均为情景交融的佳句。
张九龄还善于在山水纪行诗中塑造自我形象，宜兼比兴。如武则天长安二年，张九龄赴广州乡试时写下《演阳峡》一诗，对“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的风光大加赞赏，以山水风光作比，发出“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的感慨，表达出自己生于偏僻之岭南，虽道德文章兼美，恐难获当朝赏识的内心情感，充分体现了他渴望入仕从政，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江上遇疾风》一诗作于被贬途中。诗中的鱼鸟意象皆诗人自况，结句“不知天地气，何为此喧”则暗喻宦海风波，朝廷的贬滴正如天地之怒难以预料。诗中写疾风吹过大江的壮险景象，使人感到风雷贯耳，怒风扑面，与李白的《横江词》:“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宫阁”相似，表现出大江疾风的磅礴气势，呈现出自然造化的神奇活力。再如《湖口望庐山瀑布》一诗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法，取大略细，写貌求神，重彩浓墨，渲染烘托，以山相衬，与天辉映，写出了一幅雄奇壮丽的庐山瀑布远景图;而寄寓比兴，景中有人，象外有音，节奏舒展，情调悠扬，赏风景而自怜，写山水以抒怀，正是诗人的自身写照。诗中所写瀑布，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这正是诗人遭遇和情怀绝妙的形象比喻。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的化身，其比兴寄托不露斧凿之痕迹。正如“诗言志”，山水即人。清代沈德潜评论说：“任华爱(李)太白瀑布诗，系‘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二语，此诗正足匹敌”指出这首诗对李白的同题诗作产生了影响。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无论是格调还是表现手法，显然受到这种诗风的直接影响。
“总的说来，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世界的忠实代表”。张九龄的山水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纯粹的山水之作，而是融写景、记游、言怀为一体的“感怀体山水诗”。比如《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初发江陵有感》就兼写景、行旅、抒怀多种意蕴。他的诗歌与陈子昂相比，少了些许玄言，多了几分情致，时常创作出孤清的意境。如《西江夜行》就塑造出融玄思、理趣、情韵和自然美融为一体的境界，这在开元以前的山水诗中是少见的，已显示出盛唐诗歌的特质。张九龄继陈子昂以后将山水诗引入感遇类诗，创作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
山水诗之所以在诗苑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中有一种伸张正义、鼓舞人心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源于儒家文化，尚正在《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中称之为“儒流山水诗”“清因数度往来于水上。《曲江集》中描写舟行韶州、桂州、洪州境内的曲江、来阳湖、西江和彭鑫湖的诗，都是此类纪行之作。但重要的是与张九龄的创作倾向有关。《老子》说场景。在他的笔下，经常出现的是天、地、山、川等大景，显得境界宏阔，有包容万物之势。像“潦收沙衍出，霜降天宇晶”乃可不朽然《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不至多兴象，复备风骨”的山水行旅诗作不仅为盛唐文人树立了榜样，而且还体现出盛唐诗歌所具有的理想风貌，表现出为盛唐人独具的审美情趣，他的诗歌已经走进了盛唐。
中书省左拾遗，借花自喻，希望得到上司的提拔重用。以芍药作诗题，恰能表达诗人中正特立又文采斐然的襟怀。再如《答太常靳博士见赠一绝》“上苑春先入，中园花尽开”意兼比兴，“唯徐幽径草，尚待日光催”以幽径草借喻自己职位卑微，有待天子提拔。《和崔黄门寓直听蝉之作》是首和作，咏蝉诗多表达一种吸风饮露的高洁情操，此诗也承其意，但尾句表达了“不是黄金饰，清香徒尔为”的想法，借咏蝉向崔黄门表达恳请提拔的迫切愿望。
随着时光的流失，作者的抱负无法得到施展，故借物自喻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饯济阴梁明府各探一物的荷叶》一诗中，作者以荷自喻，寄寓一种怀才不遇、岁月易老的情怀，“但恐星霜改，还将蒲稗衰”，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会像荷叶一般与蒲稗等卑贱的草物一同衰败。开元四年，作者因“不协时宰”辞宫归里，此时的诗人身世寂寞，与友人多有唱酬。从这些交往诗中可看出张九龄的思想是极为矛盾的，虽然试图寄情于山水，以表现自己超迈的情怀，但始终不能摆脱对君国的眷恋。“透逸恋轩陛，萧散反丘樊”咏物诗逐渐摆脱了隐语体物的一般手段，而向言志抒怀的传统回归。从初唐应酬性诗作演化为纯粹的文字游戏到盛唐杜甫为代表的重比兴托寓、形神兼备的咏物佳制，再到中晚唐李商隐为代表的离形取貌、寄寓深刻精神意蕴的上乘之作的过程中，张九龄咏物诗的桥梁作用不可忽视。
另外，张九龄的饯别赠行之作，也有自己的特色。试看《别乡人南还》治主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意识和主体意识，对盛唐文人精神面貌的改变有着直接的激励作用。
张九龄的应制诗首先真实反映了开元后期经济繁荣、礼乐文教兴盛、君臣敬爱的盛唐气象。张九龄的很多应制诗都是为配合玄宗的文教政策颂扬政教而产生的。开元十六年，玄宗亲自择群臣为诸州刺史，并赐诗以题座右，谆谆教导，勉之再三。张九龄和诗·《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甚得其情，他根据玄宗关于爱民“如子’，、“讲学”、“劝耕”、教民“有常”等要求，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加以发挥，阐述君临一方的法度和整理政务的门径，并称颂玄宗的“降鉴”有如日月之光，无所不照，从而勉励各人谨奉“成宪”，“治理”归“根”，以兴教化，以立“臣节’，持答“主恩”。玄宗明查吏治，九龄褒美，圣君贤臣可谓相得。
开元九年张说再度入相，宫廷内外游赏赋诗的活动逐渐增多。如开元十年闰五月，兵部尚书张说往朔方军巡边，玄宗作《送张说巡边》，奉和者除张说外，还有张九龄、韩休、徐坚等来词翰手，今见勒燕然”，皆取取胜之意。张九龄则云酒欢酬，”的开元盛世局面更令人向往。张九龄不像以前的宫廷诗人，以诗歌作应阿诀奉承，而是用诗歌来抒情言志。生平、流于小巧庸俗相比，张九龄的作品与六朝的“应诏”、“应令”之作歌舞体制宏大、气象壮阔，折射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鼎盛气氛，开盛唐高华雄整之先河。而张九龄在应制诗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化倾向和独立的人格意识，更为文士所继承、发展，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张九龄借这种诗歌形式不朱时机地宣扬儒道思想。“张九龄的宫廷诗中，虽然措辞一如既往地正规化，但帝王主题、儒家道德、历史范例经常取代帝王与神仙的典雅比拟。宫廷诗人与外部诗人的旧界限被打破了。必要的时候，大政治家与朝臣可以扮演隐士的角色，这种情况最清楚地标志着初唐的结束。”求。与坚定的政治追求相应，张九龄的诗歌充满了强烈的感慨功名之叹。自步入仕途的那一天起，张九龄就坚信人生道路进行了反思，“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反映。诗人借夕阳西下的景象来表达时光易逝，挽留不住人生岁月的悲哀古，一为拗体七律，一较浑厚，一较峭刻生新而已。”忠奸莫辩的局面感慨颇多。他讽刺朝廷士大夫象杨朱一样，以“我”为上，明哲保身。这一讽喻，无疑是对士大夫们自私自利思想的有利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