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颇多争议，如何看待张巡守睢阳？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忆昔二首》中的句子，反映了玄宗时期的盛世景象。
唐玄宗李隆基是典型的“半世明君”，掌政前期尚能励精图治，将大唐推向顶峰。后半程表现却判若两人，听信谗言重用胡人安禄山，酿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成为盛唐转衰的节点。
张巡守睢阳，就发生在这一混乱时期。
张巡，一说山西运城人，一说河南南阳人，进士出身。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先后在河北清河、河南鹿邑任县令，是位文职官员，治下清明人品高洁，迫于乱世投笔从戎。
755年冬，安禄山携各胡族共15万兵力叛唐，当时唐朝实行军镇制，节度使手握重兵掌管一方，朝廷直辖武力反而单薄，呈外重内轻之势。故而叛军仅用数月即攻陷东都洛阳建立大燕，距长安仅一线之隔。
叛军势大，沿途各地望风而降，包括张巡的顶头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张巡誓死不降并组织鹿邑义军千人，同燕军周旋。后趁乱攻取雍丘（杞县），以数千人之力连续击退数万燕军进攻，坚守至756年底，因周边地区相继失守，为避免后路被断，方才率军转战宁陵（属商丘），并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于此，大破燕军杨朝宗部两万余人，斩首万余，一时间睢阳渠为敌尸所阻。
当时长安、洛阳是唐朝中心，中原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长）江淮（河）之地，更是钱粮赋税最核心所在。睢阳素称“江淮屏障”、“河洛咽喉”，叛军自北向南进攻，睢阳首当其冲。此处维系着大唐最后“生命线”，由此能够理解张巡为何要死守睢阳。
虽同许远合兵，唐军也不过6800人，攻城燕军却达十余万，自然围成铁桶一般。高峰时每天接战数十次，到757年10月，睢阳城陷时，张巡与部众数十人被俘遇害，本来3万人口的城市，只幸存400余，整个睢阳惨状如人间炼狱。
由于张巡在睢阳牵制了大批敌军，朝廷得以延续江淮粮赋恢复元气，在睢阳城破前1个月，收复长安，城破后10天收复洛阳，自此叛军大势已去，李唐神器得以保全。
张巡及部众壮烈殉国，立下盖世奇功，进武庙、忠义祠、凌烟阁都理所应当，本该就此画上圆满句号。但因睢阳被困日久城中断粮，守军曾以人为食，招致颇多非议，朝中反对势力甚至将此数字渲染为数万人。
孤军守城、宁死不降、忠义节烈，这些要素张巡都具备，按古时标准，足以树立为忠臣烈士的标杆。唯有以人为食这件事，似乎成为其无法抹去的污点。
那么贴近史实的情况是怎样的？该如何客观公正加以对待？
张巡率部到达睢阳，大概是756年与757年交替之际，随即叛军围城。此时城中除6000余兵士，另有3万百姓，如果只是单纯防守，怎么都撑不到10月城破。张巡指挥颇有谋略，在外援断绝情况下，频频主动出击，抢夺敌军物资加以补充。
即便如此，坚持到7月时，城中粮尽，每名士兵每日只能分到一勺米，以树皮、纸张、茶叶甚至弓甲上的皮子为食。军人尚如此，平民境况只会更糟，城中鼠雀皆已绝迹。
8月南霁云突出重围，前往节度使贺兰进明营中求救时，哭诉道：“霁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也验证了断粮是在七月。断粮初始杀马为食，由此出现以人为食的现象应在8月到10月9日城破这个时间段。
又据《资治通鉴》载，7月“诸军援救不至，士卒消耗至1600人”。等南霁云求援一大圈，只是从故地鹿邑征得3000援军，当赶着抢夺叛军的几百头牛抵达城中，已折损大半只剩千余，加上残余守军600，总兵力约1600人左右。
一千多名兵士，而且越战越少，还加上南霁云带回的几百头牛，“食3万人”这个数字水分极大。相反，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士兵会得到优先供应，比平民更有保障。
因此城中百姓因饥荒、兵火、疾病、互食等，断粮时平民数量已然不多。以人为食的情况有，但数量被明显夸大。
张巡以毁睢阳一城，保全天下百城千城，以损睢阳之民，保大唐数千万子民，值不值得？如果抛开“圣母理念”，也许大多数人会认为值得，毕竟是牺牲一域挽救全局。
争议是张巡该不该以人为食，当然是不该，这有违人伦天道。张巡此举必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他当然知道这样不对，类似于禽兽之行。然而“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
古人崇尚舍生取义之风，张巡作为饱学之士，明白世界上有超越个人生死的东西。以人为食并非因为怕死，而是需要活着解救更多的人。
实际上，这么做要比一死了之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