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曾在文脉厚重之地苏州做过刺史。
古代到江南做官，身段与仪态都很重要。
要会吟诗作赋。这大抵没有问题。一个书生熬到进士，那些场面上的功夫不会太差。朝廷的盘算，总有他的道理。江南这个地方，历来是朝廷的粮仓。但最关键的，是个文雅、知书达理的所在。
但像苏州这样的文脉厚重之地，并不是一般文人能够镇得住的。唐朝时，朝廷先后派了3个重量级的诗人在苏州做刺史，他们分别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以他们的诗名，完全够得上我们今天的“著名专业作家”，但光会写诗，肯定当不好刺史。
所以，古代的文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诗好，文字好，就不做事了。韦应物在苏州做了3年刺史，他对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感受。“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他理赋税，勤民务，为苏州人做了许多好事，诗却写得很少。古人爱用“两袖清风”来形容官员廉政，而韦应物3年任期做满离任，连回陕西老家的路费也没有，只得暂住苏州城外的永定寺。
不做刺史，便没有了官俸，一家老小的生活，却还要继续下去。便与子弟们租地耕种。这时他终于有时间写诗了：“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韦应物竟然在贫苦中病死，一个帝国官员，为什么会这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古时官场的普遍现象。以苏州的富裕程度，无论如何不会让一位卸任官员在贫病中死去。这，难道不是文人士子的操守！苏州百姓非常敬仰他，但并没有给他许多溢美之词，只是称他“韦苏州”。
白居易的境况当然要比韦应物好。他也勤政，几个月不出衙门，也不宴客，当然更不会接受吃请。埋头处理公务，诗是肯定没工夫写了。他为苏州做的一件千秋好事，就是疏浚开凿了一条从阊门到虎丘长达七里的山塘河。
对此，陆文夫先生在他的《老苏州》一书里这样评价：“河边筑堤，堤上遍植桃李，两边开了很多店铺，这就是现在的山塘街。七里山塘不仅解决了水患，同时还为苏州人游虎丘提供了水陆交通之便，造成了阊门外千百年来的繁荣。”这件事做完，白居易松了一口气，诗心上来了。“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轿马，花船载丽人。”那种为百姓做了好事以后的成就感、得意感，溢于笔端。
等到白居易离任，刘禹锡来了。他跟白居易诗缘颇深，两人常有唱和。但他们都知道，做官不是做诗，所以他们的交接应该没有诗情画意。刘禹锡到苏州当刺史的前一年，苏州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水灾，他到任后一看，洪水虽然退了，但到处都是灾民。便立即投入赈灾。刺史就是个市长，权力有限。官府的粮仓，是给朝廷守的，动一颗粟，也要皇上恩准。最后朝廷被他说服，同意开仓济民，整整12万石，按户发到灾民手中，并宣布免除赋税和徭役。苏州安顿下来了，这对整个江南都是一个极大的抚慰。刘禹锡在苏州两年，主要精力用在救济灾民和恢复生产。
诗，被扔到了脑后。直到他离开苏州，才写下自己此时的心情：“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
回过来说，为百姓办事的好官，历史上会有很多，但为什么比不上三位诗人加起来主政苏州才6年的影响？从长远看，他们对苏州的贡献，主要还是开了一代文风，用他们的禀赋和才情，为苏州的文脉注入了清新婉约的基因。这一点，一般官员绝对做不到。苏州的知名度一直很高，主要还是诗人的功劳。历代的大诗人，有几个没有写过苏州？好像苏州历来就是一个让诗人展露才情的擂台。就像张继，与白居易他们比，名气要小得多，但他写了一首《枫桥夜泊》，就四句诗，就把他自己和苏州捆在了一起，名声响彻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