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父子统治益州时的政治集团——“东州士”的组成、作用和事迹

近年来，一提到蜀汉的内政，很多人都会提到荆州集团、益州集团、元老集团以及东州集团的交争。怎么邪乎怎么来。尤其是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斗争，更是津津乐道。比如荆州集团的首要人物诸葛亮废掉了东州集团的首要人物李严云云。这其实也不能算是空穴来风。东州集团在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不过小编下面要说的不是蜀汉看似刀光剑影的内部派系斗争，而是聊一聊蜀汉的东州集团的渊源——“东州士”。他们在刘焉父子统治益州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承担怎样的职责。

所谓“东州士”

东汉末年是没有叫“东州”这么一个地方的，一般指的是青州、徐州之类的东部的几个州。而“东州士”中的“东州”，指的是在益州以东的地区。当然益州就处于东汉版图的最西南处，基本上除西凉的大部分地区对于益州来说都是东州。所以“东州士”也可以理解为益州以外州郡因为避难进入益州的流民。

在史料中的说法，“东州士”似乎特指关中三辅地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以及荆州的南阳郡。三辅是当时东汉的政治中心所在，但是被残暴的董卓把持，凉州军阀多有烧杀掳掠的行动（虽然历史记载是在洛阳的时候，不过关中也未必幸免），董卓还掠夺资源为自己修筑郿坞；而南阳被袁术所占据，袁术对这里横征暴敛，又与荆州刺史刘表存在矛盾，大动刀兵。相比之下，益州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受到战乱的波及比较小，所以三辅和南阳中的几万户人家迁入益州。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三国志·魏书·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徵敛无度，百姓苦之。”

在史料中不仅有“东州士”，还有“东州兵”。士和兵是两种不同的成分。士一般指士人，知识分子，三辅、南阳以及其他地区的流民中不乏这样的人，刘焉选拔出来，授予官职，给予一定的地位；而“东州兵”大概就是以这几万户流民为兵源组建起来的。应该是使用世兵制，职业兵。在刘璋统治时期，这些“东州兵”的家属也被集中安置到犍为郡武阳县以北的沙头津，保不齐有点质任制的味道。

《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蜀志》：“四曰沙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头。”《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六》：“沙头津，在县（彭山县，旧武阳县）北，亦大江津济处也。”

史料记载上，或者说狭义上的“东州士”特指关中、南阳，实际上的“东州士”还有其他地区，组成也不仅仅是流民。比如与刘焉关系亲密的兖州陈留人吴懿；与刘焉父子有姻亲关系的荆州江夏人费观、费伯仁、费祎；先到交州后到益州的荆州零陵人刘巴。这些人与三辅、南阳流民一样，都是外州流入益州，没有根基组织松散，他们也可以视为“东州士”。而且“东州士”的规模也随着时间推移是越大越大，比如被视为“东州集团”的首要人物的李严，就是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的时候入蜀。所以说三辅、南阳流民组成的“东州士”只是一个基础，其组成还是很复杂的。

“东州士”的作用

汉朝有地方监临官回避户籍的旧例，或者说一种制度。刘焉是荆州人，被派到益州成为州牧。虽然有吴懿等人跟随，但他毕竟在益州缺乏根基和影响力，他所掌握的力量相较于益州本土大户来说还是有些不足。但同时刘焉又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将掌握益州这一个大州的力量，成为游离于汉室之外的割据政权。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刘焉必须要对益州有很强的控制，有足够的力量压制益州本土大户，才能够获得主导地位，从他们身上擭取利益。

“东州士”和“东州兵”的到来就解决了刘焉的问题。刘焉的问题是手中没有力量，益州本土大户根深蒂固，又同气连枝，难以控制。外州流民相对于益州本土大户来说无疑更容易控制，彼此没有关系，成分杂乱，毫无组织性；另一方面外州流民和刘焉一样，在益州也没有根基，还会受到益州本土大户的排挤。他们想要获得利益和地位，必然要选择依附益州牧刘焉。这样一来双方的合作达成了。刘焉手中有了“东州兵”这股比较强大的力量，立刻实施割据益州的计划。他派遣张鲁和张修进攻汉中，并且断绝北道，拦截汉使；另外对益州本土大户和地方长吏下手，杀人立威，借故冤杀王咸、李权等十多个益州本土大户。自此刘焉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打压开始了。而“东州士”作为刘焉的羽翼和对益州本土大户打压的执行者，他们与益州本土大户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遣张鲁断北道。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东州士”与益州本土大户的交手

有压迫就有反抗，何况是实力不俗的益州本土大户。益州人不满刘焉父子的统治，也进行过反叛，不过都被“东州士”所镇压。比较大规模的主要有两次。

初平二年（即公元191年），任岐、贾龙反叛

在初平二年，益州本土大户终于发动反击。其主要人物有蜀郡人任岐、贾龙。值得一提的是贾龙当初是非常支持刘焉统治益州的，但随着刘焉的严酷治蜀的政策实行，他的态度也发生巨大扭转。任岐、贾龙起兵要有一个正当的名号。任岐打出的旗号是刘焉面对董卓把控朝政而不作为，包含异心，他当时是犍为太守，从南向北进攻刘焉，打到成都城下（当时益州治所并非成都，而是绵竹），但是很快被刘焉击败。

贾龙并非和任岐一同起兵，他是受到董卓把持的东汉朝廷的司徒赵谦的拉拢和诱使，才决定反叛刘焉，打出的旗号自然也应该与任岐不同。按《英雄记》的记载，刘焉以益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青羌兵击败了贾龙。不过主力部队应该还是刘焉所依赖的“东州士”和“东州兵”。

《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英雄记》：“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赵韪反叛

赵韪原先是朝中的太仓令，跟随刘焉一同去官入蜀。刘焉去世之后，赵韪认为刘璋的性格仁弱，不会像刘焉那么强势，就和王商等人推举刘璋上位。刘璋的性格确实比较仁弱，不过这份仁弱不仅是对益州本土大户，还包括东州派系。“东州士”和益州本土大户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赵韪利用这个机会，向荆州牧刘表联盟，扫除后顾之忧；又暗中勾结对刘焉父子统治不满的益州人，起兵数万反叛刘璋。当时广汉郡、蜀郡、犍为郡都响应赵韪的叛乱，对成都（治所已经到成都）形成包围的势头。

《英雄记》：“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

刘璋固守成都，“东州士”和“东州兵”知道这些益州出身的叛军对自己的痛恨，一旦刘璋失败，自己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些“东州士”殊死奋战，最终击败了叛军。赵韪向东转移到江州，刘璋和“东州士”继续追击。这个时候赵韪已经是穷途末路，于是他的部将庞乐、李异杀死赵韪投降。这次叛乱也被平定。

《英雄记》：“东州人畏，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东州士”对刘备的态度

刘璋统治益州的时候，似乎是想在益州本土大户和“东州士”之间找平衡，没有像刘焉一样偏重于“东州士”。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东州士”产生危机感。有人认为，刘备能够被刘璋请入益州，就是“东州士”策划出来的。其实不然，在这件事上有张松、法正、孟达参与，后两者虽然是“东州士”，张松却是益州出身。这件事不能全部归功于“东州士”。

不过在刘备与刘璋正式决裂，并且率军南下的时候，益州派系和东州派系的表现还是有所区别的。“东州士”表现得明显不如益州本土大户有节操，尤其是吴懿、费观、李严等人相继投降，让刘备的实力越战越强。总体来说，“东州士”更加欢迎刘备统治益州，刘备消灭刘璋后也给予“东州士”比较高的地位，益州政权进入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英雄记》、《中国历史地图集》、《读史方舆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