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忽必烈并非极力追求汉化，而是对汉化保持了高度警惕
在我们的印象中，忽必烈是蒙古宗王中汉化的急先锋。不过很多人可能不是太清楚，忽必烈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汉化主义者，他其实对汉化有着足够的警惕，甚至还有一些抵制。为什么这么说呢？
忽必烈确实是蒙古帝国的宗王中，第一个实施汉化，并且走得比较远的宗王。而且正是因为忽必烈实施汉化的政策，才和蒙古草原上的绝大多数宗王们，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本来蒙哥是派忽必烈总理漠南事务的。所谓总理漠南事务，就是把漠南的所有事情交给忽必烈。忽必烈在这个过程中，收了一些税，没有上交中央国库，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很多宗王都是这样做的，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宗王们收起来的税收，必须如数上缴中央国库。忽必烈把这个钱存起来，也是为了准备接下来攻打宋朝的战争所用。
但是，由于忽必烈大量实施汉化政策，使得蒙古草原上的宗王们，对忽必烈的做法很不满。于是他们多次撺掇蒙哥收拾忽必烈。蒙哥也很生气，所以才派了阿蓝答儿等人查忽必烈部下的帐，借此打击忽必烈。
蒙哥死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兄弟争夺大汗之位。照理说，忽必烈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阿里不哥手中并没有多少兵力，而且阿里不哥也没有打仗的经验，因此审时度势，蒙古草原上的宗王们，应该支持忽必烈。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大家反而帮助阿里不哥打击忽必烈。
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就是忽必烈实施汉化，惹得蒙古草原上的宗王们很不高兴。由此可见，忽必烈的汉化，在当时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
不过，尽管忽必烈汉化，但其实他汉化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他甚至在有意的抵制汉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来看看，忽必烈是怎么走上汉化这条路的。
忽必烈有汉化的倾向，是在耶律楚材给窝阔台当宰相的时候。当时，耶律楚材招揽了一大批汉人知识分子在朝中做事，开设学校等等。而忽必烈也就在这种过程中，思想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后来蒙哥上台，安排忽必烈攻打大理。那时候，忽必烈行事就有了汉化的作风。比如在打大理的时候，他就不再像蒙古人那样屠城，而是写了几十道“止杀”的牌子，让卫士们拿着牌子，传到军队中，不准士兵随便杀人抢劫。
从大理回到草原后，蒙哥对忽必烈非常满意，因此派他总理漠南事务。忽必烈带着家眷南下，在金莲川开幕府。
也就在那个地方，有一大帮汉人知识分子投奔到忽必烈门下。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其实是金国的。金国本来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但是金国在占领了中原地区后，最后实施了很高程度的汉化政策。有一大帮汉人，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在金国的朝堂上发挥着作用。
金国灭亡后，这一帮汉人知识分子，一时之间没有了归宿。所以，他们急需在蒙古宗王中，找到一个能够赏识他们的人。等忽必烈总理漠南事务的时候，因为忽必烈有汉化倾向，因此，他们投奔到忽必烈门下，把忽必烈看成了他们的救世主。这些汉人知识分子在帮助忽必烈打开局面，制定对付宋朝的政策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当蒙哥收拾忽必烈的时候，这些汉人知识分子坚定地和忽必烈站在一起。他们对忽必烈誓死维护。因此他们明白，只有保住了忽必烈，才能保住他们的希望。这样一来，蒙哥打击呼必烈的行动，不但没能瓦解忽必烈的势力，反而使忽必烈君臣之间更加团结。最终，蒙哥也只得不了了之。
可以说，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强硬，取得了很大胜利。
但忽必烈其实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君王，他对汉化其实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明白，彻底汉化对于草原民族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所以，忽必烈在汉化的同时，也在做着另外一件事，就是增强蒙古人的民族认同感。忽必烈是怎么做这件事的呢？
对于汉人来说，要增强民族认同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祖归宗。只要大家认可同一个祖宗，其民族认同感就会变得很强。比如我们说自己是华夏子孙，就是这个道理。但少数民族不是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非常混乱，他们几乎很难找到同一个祖宗。并且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断层严重，就算找祖宗，也不会找到很远。因此，想要靠祖宗认同的方式，把少数民族凝结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让他们的民族能够具有向心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宗教。
对于当时的蒙古来说，他们本来是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的，这就是萨满教。
不过，萨满教本质上只能算得上是原始巫术，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落后的蒙古族的信仰。信奉萨满教的，也都是一些比较传统守旧的蒙古人。
忽必烈当时必须和传统的蒙古人拉开距离，因此他就不能继续信奉萨满教。另外，又不能完全背离蒙古传统，全部汉化。因为这样的话，就无法争取到蒙古人。所以忽必烈必须找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既能把蒙古族凝聚起来，又能和汉族比较亲近。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找到了佛教。准确地说，是藏传佛教。
忽必烈接触藏传佛教，是在他攻打大理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忽必烈为了前往大理，必须要经过吐蕃的地盘。为了避免和吐蕃发生对抗，因此，忽必烈拜当时藏传佛教的活佛八思巴为师。这样和以八思巴为代表的吐蕃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当然了，忽必烈的动作之所以那么大，也是因为藏传佛教其实早就在蒙古流行，有不少人信奉，是蒙古的一种信仰。忽必烈拜八思巴为师，他就站在这种信仰的顶端，成为了这种信仰的领袖。
后来，蒙哥打击忽必烈。虽然最后，蒙哥饶过了忽必烈，并没有杀忽必烈，但是却剥夺了忽必烈的军事权和行政权，让忽必烈成了一个闲王。
忽必烈虽然表面上闲了下来，但其实他并没有闲着。那时候，他在取得蒙哥同意的情况下，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系列佛道辩论大会。
当时，忽必烈所管辖的原先金国一代，人们主要信奉的是道教。道教本来在蒙古的地位不是很高，不过由于丘处机曾经和成吉思汗关系密切，因此，道教得到了维护，发展得非常快。同时，道教也依靠这种优势，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压制佛教。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一种宗教，也是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忽必烈想和汉化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就必须要打击当时十分强势的道教。也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忽必烈组织了这一系列的佛道辩论大会。
虽说在此次辩论大会上，忽必烈并没有明确站在藏传佛教这一边，他表明他是公平的。但是忽必烈自己明白，道教本身教理上并不够严密。毕竟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祖宗崇拜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在和佛教比拼教理的时候，显然不可能是佛教的对手。
可以说，忽必烈组织这场辩论大会，就是有意让佛教胜利，并且对佛教进行大力宣扬。
一方面，佛教是力挺忽必烈的。忽必烈让佛教胜利，也就是让自己胜利。另一方面，由于佛教不是汉地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汉人和蒙古人又有大批的信奉者，因此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当时的汉族和蒙古族统摄起来，从而获得最大的公约数。
忽必烈对汉化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还在于他和他的太子真金之间发生的矛盾。由于忽必烈从小就给他选定的接班人真金选择了汉人当老师，因此，真金算得上是汉化程度非常彻底的人。而他的高度汉化，事实上也与忽必烈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真金支持朝廷中的汉法派，忽必烈因为警惕汉化，所以支持朝廷中的理财派。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汉法派甚至准备拥戴真金，让忽必烈提早退位，禅位给真金。
忽必烈对让他退位的汉法派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最后真金太子还吓得忧惧而亡。可以说，这正是忽必烈警惕汉化，维护蒙古传统的体现。
总之，忽必烈的做法，就是要取得汉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才采用了这一系列行动。所以，说他极力追求汉化，其实是很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