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视剧比，真实包拯颇为黯淡：既无四大护卫也无“智囊“公孙策

传说他面如黑炭、额悬明月，传说他生于棺中、面丑被弃，传说他群侠相助、断案如神，传说他"日审阳世，夜审阴间"……

千百年来人们将所有对清官神断的神奇想象加诸他身上，构造了中国人记忆中共同的"包青天还原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拯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其实，他既非面如黑炭，额头上也无昭示其文曲星下凡的月牙胎记，既没有因面丑生而被弃，也不可能阴阳两通。

身边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大护卫，也没有"智囊"师爷公孙策。相比那些辉煌的传说，真实的包拯或许颇为黯淡。

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拯的一生，绝对当得起人们记忆中嫉恶如仇、清正廉明的"青天"之名。历代的戏文和小说为了吸引听众和观众，将包拯出生和成长经历虚构甚至"神化"。

增加了包拯其人其事的悲情和传奇色彩，但真实的包拯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满的家庭，在朝为官的父亲为他提供了宽裕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为官20余载深受明主信任，官路通达。

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字希仁，今安徽合肥人，29岁进士及第。同年，他拒绝入仕坚持回家奉养年迈双亲，直到父母病逝，39岁的他才接受了朝廷任命进入官场。

这其中包拯有着怎么样的心理历程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至情至孝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后来20余年的人生中，包拯官运通达。

从知县知州等地方官，到中央监察御史，他主持过谏院，代理过御史中丞，权知开封府尹，4任转运使（地方最高财政长官），最后官至三司史，并且最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正式进入朝廷的决策班子，于上任之前病逝。

包拯为人严肃，廉洁严明。在任地方官时，屡破奇案，为民伸冤；任端州知州期间廉洁无私绝不留一砚。

在任泸州知州期间，不徇私情责打亲舅；在任开封府尹期间，废除书吏把持的"牌司"面官环节，设立大鼓让告状的人自行击鼓鸣冤，自己直接受理案件。

在开封水患之时，不避权臣，拆除权贵的私家违章建筑；在任职监察御史期间，先后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盘剥灾民、江西转运使王逵滥用酷刑、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尸位素餐等。

十多年为官经历，包拯的"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之名让百官都有些畏惧。但他何其有幸，宋仁宗作为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接受并自始至终支持和维护了包拯这份"刚直"。

仁宗皇帝识人、知人、任人的睿智是包拯官场通达最重要的原因，但也正是包拯刚正清廉的品性，才能被仁宗委以执掌朝廷财政系统的重任，这又何尝不是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包拯的民间形象初成

包拯任地方官时清廉公正，任职中央时弹劾不避重臣权贵，让他慢慢成为百姓心中"为民请命"的清官典型，被人们争相传颂。

后来随着宋朝商业发展，市民阶级兴起，首都开封府集中居住且数量巨大的闲暇市民促进了宋朝说唱艺术的发展，而说唱艺术最核心的就是故事。

他们需要创作大量反映市民生活和心理需求的、有吸引力故事。这时百姓口口相传的包拯，在开封府其他官员昏庸无能的对比下，其公正为民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说唱艺人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将关于包拯的故事整理加工，然后各方传唱，慢慢形成了后世"包公""包青天"的雏形。

如果说北宋朝故事中的包拯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的人，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在南宋和之后的说唱故事中他却慢慢神化。

北宋灭亡，金人南下，蒙古铁蹄步步逼近，仁宗朝的清平盛世成为人们心中美好的回忆，而仁宗时期流传下来的包拯的故事便成为了追忆曾经的最好载体。

因此，说唱艺人口中包拯的传奇经历在南宋朝的新首都临安继续兴盛起来，这时有文人将民间说唱的包拯故事记录下来。

这就是诸如《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话本。从此，"包公"开始成为了话本小说的主人公之一。

包公戏的发展和繁荣

直到1279年，蒙古的铁蹄征服中原大地，南宋灭亡。从此，汉族亡国亡天下，中原文明进入一个礼乐崩坏、文明沦丧的时代。

一方面，元朝政府实行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的四等人制，蒙古人和色目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各类特权，如汉人打死蒙古人，不问原因，一律处以死罪。

蒙古人气焰嚣张，欺男霸女，底层汉人百姓深受压榨和凌辱，求告无门的他们深切渴望有一个如同包拯一样不畏权贵的清官出来主持正义，斩奸除恶。

所以在元杂剧中包公剧就占了十分之一。另一方面，科举停罢后，大量的汉族士大夫阶层被排除在政治权柄之外，他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破灭。

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于曾经轻视的俳优梨园行业，在话本、话剧创作中派遣内心的抑郁和酸楚。他们本着天然反对元朝统治的立场，立足于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黑暗现实。

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和文学素养，创作了大量的清官戏来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和《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庭玉的《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等。

元杂剧的包公戏以深刻的笔触刻画了底层百姓生活的凄惨和内心的悲恸，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元朝黑暗统治的鞭挞和控诉。

在这些戏剧里，包公俨然成为百姓心中伸张正义的最后希望，是人们对申冤报仇的最后祈求，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包拯的形象也慢慢传奇化，离那个历史上真实的他越来越远。

明清时期的包公戏持续发展，其中集大成者是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书中的故事成为后世很多包公戏的来源，延展了整个包拯的故事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包公"的形象。

官场的巅峰符号——"包青天纵观整个"包拯"的形象进化历程，可以说包拯成为中国官场独特而崇高的符号，这绝非偶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儒家入世智慧和儒士价值观最集中的体现，然而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却记录了太多显达者"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得意。

真正独揽权柄却一心"兼济天下"者，寡矣。大多数如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往往怀抱着"海内清一""致君尧舜上"的崇高理想，漂泊辗转于仕途，在"独善其身"的奋斗中，期待着"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包拯何其有幸，生逢盛世，得遇明主；生于优渥，长于顺遂，这让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儒家士人的初心。

不畏官场魑魅魍魉，不惧金銮殿上龙颜大怒，忠心为国为社稷，全心为民为君，官至副宰，也依然节俭如初，这成全了包拯作为名臣的身前之名。

蒙古入侵、异族野蛮统治之下，黑暗的现实与百姓的痛苦和企盼则凝聚了包拯的身后之名，这二者共同构建了如今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包青天"。

包拯，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官员，他成为了影视剧的典型艺术形象，树立起了一个艺术和商业创作的箭靶，人们将各类古代破案伸冤、铲奸除恶等的故事如箭矢般发射其上。

但不管如何塑造和改编，"包拯"都是人们共同记忆里的那个"包青天"，他是由历史凝聚的官场符号，标注了人们对清官最巅峰的想象，也寄托着百代生民对人间清平最神圣的愿景。

文/李清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