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卫宣公、蔡景公、楚平王霸占儿媳为例、谈古代“抢妻之恨”

在旧社会，中国人把“抢妻之恨”和“杀父之仇一起，视为人生的深仇大恨，不报此仇，不雪此恨，就不算血性男儿，也为世人所不齿。

其实，在群婚制时期，抢婚是一种流行习俗，个体婚制确立以后，劫夺妇女，仍然是妻妾的重要来源之一。

《易经》中有这样几条爻辞:

顿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屯.六二》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贲.六四》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匪寇，婚媾。

《睽.上九》

骑马迎亲的队伍欲进又退，会被误认为是一帮强盗；迎亲队伍策马飞奔，也会被误认为是一帮强盗；迎亲的车辆遇到大雨，车上人溅了一身泥，又会被误认为是一帮装鬼的强盗，以致险遭冷箭。

婚嫁吉日产生这种种误会，必然和抢婚的盛行有极大关系。

远在《易经》以前，已有抢妻夺妾的不少记载。

羿夺占了夏代第四个君主的王位后，寒浞又杀了羿，并夺占了羿的妻妾。《史记.夏本纪》

夏桀攻打有施氏，有施人把美女献给夏桀做妾，作为求和的条件。《国语.晋语七》。

这两起个体婚制确立后不太久的抢婚事件，一是个人武力劫夺，一是大规模武力的“副产品”，实际上代表了早期抢妻夺妾的两种基本方式，一直为后世的权势者所沿用。

个人以武力抢夺妇女做妾，春秋以前的典籍中少见记载，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奴隶主来说，既然拥有对他的臣仆、奴隶包括人身在内的一切权力，个别地抢掠妇女做妾，就是一种很平常的事情，不会引起史官的注意。

春秋时代被记载下来的此类行径，实际上也都是因为和国家大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劫夺者竟是那样毫无顾忌。

宋国太宰华父督，路遇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对她的美貌非常吃惊，盯着看个不停。

不久，华父督公然带着家将闯入司马府，杀死孔父嘉，把孔父嘉的妻子劫去做妾。

宋殇公对孔父嘉的被杀很生气，华父督又杀死宋殇公，另立国君.《左传.桓公》。

齐懿公当太子时，发现小民间职的妻子漂亮，就夺占为妾，并让阎职为自己驾车，进行侮辱。《左传.文公》。

鲁庄公从宫中的高台上发现党氏家的姑娘漂亮，虽然姑娘已有婆家，却仍被抢去做妾。《左传.庄公》。

楚国公子圉身居令尹高位，发现大司马的妻妾比自己的漂亮就杀了大司马，把死者的妻妾和家财全部占为己有。这比华父督更加肆无忌惮。《左传.襄公》。

和上述事件相比，郑国公孙黑抢夺族弟公孙楚的妻子，更可以看出权势者肆无忌惮地抢妻夺妾，实际上是对奴隶主法律的保护。

公孙楚聘定了徐吾犯的妹妹，公孙黑听说徐家姑娘美丽出众，就仗着自己是族兄，又是上大夫，也派人硬送聘礼。徐吾犯很为难，求执政子产作主。子产说，让你妹妹自己挑选。

结果，姑娘仍然挑选了公孙楚。但成婚不久，公孙黑就内披盔甲，外罩礼服，假装祝贺，上门抢人，结果被公孙楚打出了大门。

事情又闹到子产那里，子产说：两人都有错，但公孙楚的错误更大，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又是族兄，伤害他就是贱犯贵，幼凌长；在大街上伤人，更是违犯国法。

结果，公孙楚被放逐到遥远的吴国，抢人的公孙黑却不受任何处置。《左传.昭公》。

原来，触犯贵贱、长幼、上下有别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奴隶主来说，比公然劫掠他人妻妾的行为更加严重。

这就难怪，前述贵者抢夺贱者妻妾的事件，没有一个受到过惩罚，只是因为这些抢夺者后来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才被追记下来。

因此，贵者、长者凭着权势霸占贱者、幼者的妻女为妾，也就成为夺占妻妾的一种常见方式。

卫宣公为儿子急子娶了个齐国姑娘，新娘来到卫国，宣公发现很漂亮,立即把新娘占为自己的妾。《左传.桓公》

蔡景公为儿子从楚国娶来个妻子，先是上演扒灰丑剧，后来公然把儿媳变为自己的妾。儿子一怒之下，把景公杀死。《左传.襄公三十年》。

楚平王也是一路货色。他为了改善与秦国的关系，亲自决定让太子建娶个秦国妻子。

新娘子迎到半路，他听说新娘很美，就径直接入自已的后宫做妾。

他为了防止蔡景公扒灰被杀的丑史在自已身上重演，就以加强边防为名，把太子建安置在遥远的边城。《左传.昭公十九年》

国君能够霸占儿媳，哥哥就可以夺占弟妻。

鲁国穆伯已在莒国娶了姊妹二人，长妻病死，穆伯又要从莒国再娶继室。

莒国拒绝，穆伯耍了个花腔，说是为族弟聘娶。不久，穆伯到莒国会盟，顺便迎娶弟媳，却在半路上占为己妾。

族弟大怒，扬言要联合莒国攻打穆伯。鲁昭公担心引起两国的战争，让穆伯把此女还给族弟而了事。

在古代奴隶社会，“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台还可以臣子弟。上臣下，下事上，是奴隶制社会的根本法则，下者的一切都隶属于上者，夺占下者妻妾，也就是必然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