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阮籍都是隐士，他们人生追求方向不同，有着不同的目标
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阮籍与嵇康分别沿着个性之路，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前行，他们的人生追求遂表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阮籍回避现实，在向着“神仙”生活的目标追寻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嵇康则直面现实，在体验“隐逸”生活的境界中完成了生命的升华。
向往“神仙”生活的阮籍
。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理想人格，近似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又并非完全等同于宗教家笔下作为信仰的神仙那样追求长生不老，神通广大。
这透露出阮籍本人的人生追求，即他以大觉大悟的精神状态明确感知当下不遂人愿的社会现实，却又始终不愿放弃孜孜以求的纯粹精神境界，因而将彼岸世界人格化为“神仙”的形象。
换句话说，阮籍对神仙生活的渴望，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现实的透彻觉悟。与其说他相信神仙的存在，不如说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永远也追求不到的内心自由之目标。
阮籍对神仙生活的描摹集中体现在他在正始年间隐居竹林时期创作的《咏怀诗》中。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不少是游仙诗，其中直接提到“王乔”、“赤松”、“羡门”、“浮丘公”、“安期生”、“西王母”等仙人的作品就有十五六首之多，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虽未直接写出仙者名姓但却传达出羡慕神仙之意。
因此刘總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作品中，阮籍以勃发的诗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其中，親姑射之山、六龙、仙者、羡门、松乔均是神仙世界的形象。在这样美好的仙境中，神仙们逍遥自得、无拘无束、畅快愉悦。
他们没有凡人的肉体羁洋，也没有烦恼和忧愁，因为长生，所以永乐。在这样的乐景引导下，难怪阮籍自己也表示要决心离绝尘世，去做神仙了。但对神仙世界的渴望终究也只是一种向往，是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憧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世界。
因此他退而求其次，面向现实，主张做一个逍遥的隐士，去过隐逸的生活。但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隐逸和下面要介绍的嵇康那种清醒本性使然的实践性的隐逸是不同的。
如果把阮籍这些充满“仙心”的诗作进行排列比较后，我们能够发觉他对于神仙形象的描绘似乎更加注重对其长生不死、长乐永久的這染。这表明阮籍所理解的神仙是侧重与现实人生的生死存亡进行对比的神仙。他向往的极乐仙境实质是以现实的无奈和失望为背景的心境。
究其原因，其实是阮籍面对人生短暂而宇宙永恒的巨大反差中进行深沉的思索之际寻求的精神寄托。因为当人们在对现实的不合理性感到无比愤恨而又深感无可奈何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会幻想着一个无比美好的神仙世界。
所以说阮籍憧憬的神仙生活是一种理想世界的蓝图，也是他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超越想象，是被制造出来的‘‘水中月”“镜中花”。
走向“隐逸”人生的嵇康
。在文学创作题材上，嵇康和阮籍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写有不少‘‘游仙诗”，所以通常人们对这二人的“神仙”意识不加区别。实际上嵇康的游仙诗中尽管也羡慕神仙，但细究起来，他的神仙意识不过是其在追求“宏达先生”理想人格过程中的自然流露，并非是像阮籍那样当做现实人生追求的标杆。实质上，嵇康的人生是在内心醒悟的状态下走向隐逸的人生，他真正的人生追求是“隐”而不是“仙”。
嵇康的隐逸是为了超脱于世间的矛盾而达到精神与“道”合二为一的境界，通过彻底否定矛盾的价值来解决矛盾，是一种不解决的解决。前文提到，嵇康需要通过“体道”的过程来达到自然的状态。“体道”需要有一种具体的方式，嵇康的方式就是隐逸。在隐逸生活中他可以实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以及个体与自我的和谐。
嵇康的隐逸生活只有四件事：一为服食养性；二是寻山踏水；三是抚琴作诗，探求玄理；四是锻铁乐生。由于嵇康的隐逸带有“体道”的特色，因而也最能够体现出他‘‘孤松独立”的性格。他坚守信念、高洁正直、特立独行。任何引诱其走出隐逸之境的事物都被他视为对“体道”的破坏，因而坚决拒绝。
因此，尽管司马昭也曾征辟嵇康为官，但他坚决不就并躲避河东；山涛为选官也曾想举荐嵇康自代，他却写下“绝交书”，言辞慷慨地与之‘‘断交”。他毕生不以仕宦为怀，甘守清贫生活，为士林所敬仰。
自古以来文人得意时出仕，失意时归隐，嵇康正是在失意苦闷时而归隐山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的隐逸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隐逸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隐逸之士之所以受人重视，不仅仅是“隐”，更重要的是“逸”，即具有某种高超的才能而不像常人那样对名利趋之若鹜。
因为他们高逸又远离政权、远离官场，对于名利地位，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因此才备受士人尊重。而且隐逸本身也有主动被动之分。有的是思想上真正的隐者，也有一部分是被现实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者。
在经历了政治的黑暗与仕途的失意的风云变幻后，嵇康选择的隐逸人生道路既体现出他崇尚自然的人生追求，也是他对世事洞彻醒悟之后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因为在礼法专制社会中，士人的归隐还具有反抗世俗显示独立人格的宣示意义。
退隐山林后，“龙性难驯”的嵇康对大自然有了更真的鉴赏力，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正是在竹林里饮酒服药、养生论道的隐逸生活，带给他自然纯朴的山水意趣，悠闲地驰聘在天地间，没有任何的藻饰与造作。
自然简约、天人合一，仕途落拓失意嵇康在隐逸的生活中实现了他人生的价值。只是他终究没能闲隐一生，到底坯是被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祸中，惹来杀身之祸。
“酒”与“药”的生命沉醉
。自汉末以至魏晋，社会的动荡、战争的频仍、灾祸的无常，使人们的注意力由外在世界转向内在生命。现实生活中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激发了人对自身生命的感悟。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崩淸，使得儒、释、道思想交融发展，加之玄学的激发，促使长期以来酝酿的生命意识在这时获得了觉醒的成长机遇。
士人们幵始关注自身，关注生命，注重对个体生存状态的体验和追求，其结果就是“生命思潮”的涌起和“生命意识”的勃发。而这股经久不衰的‘‘生命思潮”和方兴未艾的“生命意识”，又进一步引发了魏晋士人独特的生活风尚、人物风度和文学实践的产生。作为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与嵇康以自己的才情和哲思为这股浪潮增添了力量。他们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态度
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族大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受的社会特权，使他们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困扰，开始将目光积聚在生命质量的提高之上。觉醒的生命意识让名士们的生活方式较之前代而言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创新—品藻、服饰、清谈、饮酒、服药、赏竹、弈棋、文艺等富有美学精神的各种活动蓬勃发展起来，从而塑造了魏晋名士特有的生活风貌。
其中饮酒和服药是在饮食层面最为突出的两项内容。所谓“民以食为天”，涉及到饮食的问题应当最能够反映人们对于生存、生命等问题的态度。具体而言，阮籍与嵇康在饮酒、服药的选择上是不同的，阮籍好酒不服药，嵇康则是服药不好酒，这其中便透露出两人在生命意识上的差异。
魏晋名士的饮酒、服药的风气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中国人饮酒的历史比这个记载要早得多，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就开始了。随着饮酒历史的积淀，酒文化也逐步兴起。
由于饮酒能给人带来沉醉、飘逸甚至是癫狂的感受，因而与文士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最有代表的要属刘伶。魏晋名士们洒脱不羁的浪漫形象绝大多数与酒关联，如阮籍。即使不嗜酒的，也被纳入到率性而为、任诞不群的高士之中，如嵇康。这是因为名士心中洒脱自然、无拘无束的理想境界本质上与饮酒、醉酒的精神是契合的。
酒在魏晋名士生活乃至生命中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从整个魏晋时期历史来看，虽然名士们的饮酒形式各异、特点不同，但总的来说，嗜饮、豪饮之风却是一致的、普遍的。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豪饮美酒的酣畅淋漓，激发了魏晋文学的飘逸之气，形成了魏晋潇洒风流的独特风貌。
与饮酒相类，服药之风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秦汉时期皇帝、贵族的竞相服食丹药便是一例。到了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开始向下传播，以至于在名士之间兴起一股风潮。
历史上阮籍与酒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史书记载他的一生差不多都是与酒相伴，在沉醉中度过的。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生活风气，饮酒本来不足为奇，但阮籍的饮法颇有令人惊讶之处，极具个性。他是酣饮、痛饮、狂饮，而且是不拘场合，逢酒必醉的饮。具体来说，阮籍的饮酒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酣饮无度
。阮籍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史书上没有明载，但《晋书》上有他一口气“饮酒二斗”的记录，除去夸张的成分，其酒量也是十分惊人的。
借醉避事
。每遇大事、难事、棘手之事，阮籍都会喝个一醉方休。
其实，阮籍入仕不是为饮酒，而是为避祸。三百斛酒只是阮籍做官的一个借口和搪塞而已。为饮美酒而去当官，这种接近于游戏人生的态度，既不得罪司马氏，又不会招致天下士人的鄙薄，还能体现名士风度。通过“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之举，阮籍一举而三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酒越礼
。在虚伪名教大行其道的时候，阮籍饮酒的不拘礼法、不分场合使他在名教之徒们看来显得十分刺眼。阮籍饮酒中表现出的特点虽然看似怪异，实际上却是他觉察残酷现实之后的无奈之举。虽然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个放浪潇洒的酣醉者，事实上却是昏昏世人中的觉悟者。阮籍既能借醉酒来反抗统治者，又能做到出言谨慎，这无疑需要超人的心灵历炼和赤诚的坦荡胸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