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之争中大量大臣被贬，为何司马光和王珪例外
宋英宗赵忠实执政时间虽短，却是宋朝少见的政治动荡的时期。在他执政的四年时间里，朝廷中各种政治斗争频繁发生，引发了大面积的政治动荡。尤其是在震惊朝野的濮议之争中，大量的朝廷大臣被贬斥，对宋朝的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赵宗实拉拢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大臣，站在了群臣的对立面，与朝廷中大部分大臣形成了政治对垒。他们最后得到了曹太后的支持，以胜利而告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反对派头领司马光和王珪不但没被贬官外放，反而加官升职，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濮议之争是宋英宗赵宗实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起因是源于他想为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争取历史地位。由于宋仁宗赵祯无子，所以他选择过继了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嗣子，作为继承皇位的候选人。赵宗实以皇嗣子的名义即位，从礼法上将宋仁宗就是他的嫡父，曹太后就是他的嫡母，他应该与濮王赵允让一系的兄弟切断联系。可赵宗实当了皇帝后很不甘心，不想认宋仁宗为父，想将赵允让称为皇考。这就违背了赵宋皇室和宋朝的礼法，引发了很多大臣的抗议，进而产生了政治风波，历史上称为濮议。
赵宗实如此做的原因本质上并非孝顺父亲赵允让，而是想要摆脱曹太后对他的掣肘牵制。因为曹太后是他在礼法上的嫡母，在他即位初期曾经以嫡母名义垂帘听政。这让赵宗实感到皇权不固，地位随时都受到威胁。赵忠实挑起濮议之争，根本目的是否定曹太后的嫡母地位，避免其再次借机垂帘听政。曹太后的地位来自于宋仁宗，否定了宋仁宗就能够否定曹太后。为此赵宗实争取到了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大臣的支持，却遭到了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大臣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大臣的反对，使濮议之争在朝廷中掀起了政治风波。
濮议之争迁延了十八个月，最终以赵宗实的胜利而结束，反对派中大量的大臣被贬官外放，其中不乏有名的朝廷重臣。可是作为反对派的头领，司马光和王珪不但没事，而且还被加官升职，这就显得匪夷所思了。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来看，这明显不符合枪打出头鸟的政治习惯。
从史书来看，司马光在强烈反对濮议的同时，其官职却像坐火箭一样飞升。当时他带头弹劾宰相韩琦，在朝堂上与韩琦和欧阳修公开辩论，甚至多次上书自请罢黜。这种以撂挑子作为威胁手段的行为，按理说皇帝应该很愤怒地将司马光罢官的。可最终的结果是，司马光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还得到了封赏。
不仅如此，宋英宗赵宗实还对司马光特别的照顾，给了他很大的特权。当时司马光正在编撰《通志》，赵宗实居然允许他设立专门的书局编撰，而且属官都是自行招募，并且由朝廷出钱。这样的授权可以说是很特殊的待遇了，也为司马光后来编成《资治通鉴》奠定了基础。这种自己建立官署，自己招募官员的特殊授权，在古代社会是很少见的，大多数都是开府建衙的王公贵族。赵宗实给司马光如此授权，实际上就是允许他任用私人，提拔自己的门生故吏，也为司马光结党营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说司马光是赵宗实在朝廷的重要依靠，如此授权还能够理解。可司马光是朝廷中的反对派头领，就连韩琦和欧阳修都没有的待遇，司马光凭什么得到？就算因为濮议之争的胜利要给功臣们赏赐加官，那最应该获得的应该是韩琦和欧阳修，为什么会轮到站在对立面的司马光呢？
王珪的情况也与司马光非常相似，也是在强烈反对后，反而被加官升职的典型。王珪本是两制大臣的领头人，有着起草圣旨的权力。当初在立皇嗣子时，王珪就因为政事堂下达的诏令不符合流程，拒绝为赵宗实起草诏书。后来他亲自向宋仁宗请示后，才为赵宗实起草了皇嗣子诏书。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忠实一直在猜疑王珪，认为他不忠。赵忠实即位后本来按惯例该给王珪升官的，但他都借故压着不动。濮议之争时因为赵宗实的要求不符合礼法，王珪带领两制大臣强烈抵制，让这道圣旨发布下去。正是因为王珪和韩琦的公开辩论，这才引发了司马光等台谏大臣的参与，使得濮议之争的影响范围扩大化。按理说赵宗实应该是最恨王珪的，如果王珪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利下发了濮议诏书，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风波。可在濮议之争的反对派大臣大面积被贬官外放的情况下，王珪作为头领却反而升官了。
从史料来看，王珪得到的官职看似不大，却已经无限接近于宰相了。当时赵宗实突然破例的召见了王珪，升他为端明殿学士，赐他龙盘金盒，并少见的向他道歉。他说自己以前是误听了别人的谗言，对王珪有所误会，才压着他的官职不动。端明殿学士在当时虽然没有直接的实权，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官职作为宰相任用之前的台阶，是所有即将升任宰相的官员都会经历的。后来这个官职干脆就成了宰相的帽子，在政治上具有很重要的标志性。赵宗实准备将反对自己最厉害的人提拔为宰相，实在是不符合情理的。
要解释上述的疑问，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当时正是濮议之争结束之时，大量反对濮议的朝廷大臣被贬官外放，朝廷的政治格局大变。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却得罪了天下文官和士大夫阶层，甚至被骂成了奸臣。他们位高权重，但在整个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层中却是少数派。而王珪、司马光以及被贬官的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名臣却声望日隆，成为了不畏强权的代表人物。朝廷中空出来的官位被韩琦和欧阳修的心腹所占领，但却受到天下官员们的诟病，甚至被批为党同伐异。
正如之前的文章中所说，从宋仁宗庆历新政后便逐渐形成的文官集团，在这次濮议之争中彻底分裂了。文官们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至少两个派系。一方是占据朝廷权势的韩琦、欧阳修等人，一方是占据天下舆论上风的被贬官外放的诸多朝廷大臣。这种情况对于整个宋朝来说是好事，因为宋仁宗临终依旧担心文臣不可控的威胁被解除了。只要这两个派系的文臣们互相制衡，宋朝朝廷就能有效地避免权臣出现。可这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韩琦等人权势过大，另一方面是赵宗实的名声太臭。
韩琦等人掌权是赵宗实推动的结果，也是为了对抗以曹太后为首的旧势力。濮议之争后大量文臣被贬官外放，曹太后在朝中的势力萎缩，这让以韩琦为首的宰执大臣出现了独揽大权的势头。这个势头危机重重，如果韩琦等人得寸进尺，自然会对皇权产生威胁，也是赵宗实所担心的。同时因为推动濮议之争，赵宗实之前的名声毁于一旦。在宋仁宗时代赵宗实的名声很好，被认为是明君胚子，受到文官和士大夫的推崇。可濮议之争让他背上了不孝的骂名，甚至有人说他薄情寡恩，一时间朝野舆论汹汹而来。
赵宗实选择留用司马光和王珪，并对其进行加官升职，便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平息濮议之争带来的恶劣后果。司马光是台谏大臣的首领，并且在反对派中声望日隆，对朝野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被加官升职，让在濮议之争中被打击的反对派产生了希望，也平息了他们的愤怒。司马光主持编撰史书，还被授予独自建立部门和属官的大权，实际上就是赵宗实对反对派官员卖好。司马光会挑选被贬的官员进入新的编撰书局，算是反对派在遭遇打击后的补偿。而且司马光编撰的史书中，也不会再抨击赵宗实，这便挽回了他的声誉。
在用司马光挽回自己声誉，平息汹汹舆论的同时，赵宗实也将王珪放到了掣肘韩琦等人的位置。王珪作为两制大臣，朝廷所有的内外诏书都要经过他的手，加官之后更是能够封驳宰相的意见。韩琦等人全是大增，但王珪却成为所有正规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只要赵忠实抓住了王珪，韩琦等人的权势就受到了限制，不至于发展到不受控制的恶劣地步。而且王珪因为反对濮议而受到朝野推崇，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舆论的指挥棒。通过他带起的舆论风向，能够让天下士大夫盯死韩琦和欧阳修等人，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
可以说赵宗实选择对司马光和王珪升官，既是在濮议之争上的政治交易，也是对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防备。从这一系列操作看，他颇有宋仁宗赵祯的政治手腕，把权力制衡的那套手段玩得烂熟。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赵宗实也坐稳了皇帝宝座，完全控制了宋朝朝廷的政治走向。可是这样的操作却撕裂了整个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架构，为后来的文官集团党争埋下了隐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完成这一切后却突发疾病而亡，让刚刚平息下来的宋朝政治再次陷入动荡之中，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不断的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