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对江南之经营与接班人安排

隋平陈之役，结束了中国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此役的首功归于节度三军的晋王杨广身上，拥有如此天大的功绩，成为隋文帝对众皇子安排上的一大考验，因为这将会威胁身为皇太子的杨勇在地位上之处境，所以隋文帝必须在接班的安排上有所行动。

晋王杨广在进入陈都后，以斩杀陈朝佞臣以及封府库之举动，向其父展示自己的贤能。因此隋文帝对功勋第一的杨广，封赏丰厚，“进位太尉，……复拜并州总管。”，官位和物质上的赐与是必要之奖赏，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将杨广拜为并州总管，隋文帝为了防范杨广有平陈这项庞大的功绩，在继承上造成功盖太子并有着取而代之的风险，所以隋文帝将同行伐陈的山南道行军元帅秦王杨俊，安排其成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但是隋文帝在继位问题上苦心之经营，却是其在安排扬州总管一职上埋下了导火线。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江南地区掀起了大量的反隋行动，导火线为苏威复作五教，这让江南再度陷入战火之中，隋廷安排在南方的官员被这些大举叛变的陈朝旧民杀害，显现了刚统一全国的隋廷，仍有可能因为江南复叛而失去陈朝旧境，于是隋文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南向平乱。

文帝鉴于杨广比杨俊更有能力使江南安定，便把镇于并州的晋王杨广调往扬州，让其接手扬州总管一位，以解决江南复叛的问题，隋文帝此举反而让杨广奠定了在江南之根基，如史籍载：

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

这个问题可以从杨广和杨俊对江南地区的不同经营模式来讨论，兄弟二人的政策和对江南的作为，进而引发开皇十年(590)的江南大举叛变之事。杨俊作为扬州总管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岁余的时间里，杨俊对江南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得而知，但可以从其“渐奢侈，违犯法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这一项来推测其在任扬州总管一职时，对江南地区之百姓的可能有作违犯法度，以及伤害黎民之举动，若杨俊真的是因为侵害百姓，而造成陈朝旧境百姓不满，后又因为苏威复作五教和有传言隋廷欲将南方百姓迁往北境之谣。

若此为真，杨俊的做为足以颠覆隋文帝平陈之功业，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北称南为岛夷，南谓北是北虏。这几百年下来的南北对抗，陈朝覆灭后，其境内之民对北来之新主，必定存在着一种抗拒心态，所以造成“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这种不安心态。

隋文帝在继承问题上的安排，将平陈功绩最大的晋王杨广调任并州总管，实乃将秦王杨俊对使者所说“谬当推毂，愧无尺寸之功，以此多惭耳。”之话放大，这对杨俊任在管理扬州上有着相当大的阻碍。晋王杨广对吴语有所喜好，对江南文化亦有倾慕之意，而其学吴语除了喜爱之外，另外则有为了经营江南地区刻意去学之可能，并且以江南立为根基，以便日后能据有一方，才能跟太子杨勇争位。太子杨勇为法定皇位继承人，所以杨勇长期跟随在隋文帝身边为稀松平常之事，单就与隋文帝相处时间来谈，杨勇就已经胜过杨广，故与南方士庶建立良好关系，便是杨广在经营扬州上的首要工作。

杨广在任扬州总管的十年内，即开始为夺嫡布局，因为太子无巨功，晋王则有平陈之业，所以在心态上，杨广起夺嫡之心乃为平常之事。杨广利用在扬州的地利之便，为了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与江南士人缔结友好关系，如将庾自直和虞绰引为学士、诸葛颍引为参军事等，任用南方士人除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之外，在经营南方角度上，更能够用拉拢当地势力，来达到确切统治南方之目的。

故隋文帝在江南复叛后，调任杨广至扬州经营十年的岁月，确实的让太子杨勇更处于垂垂欲倾之态，等到杨广有了南方的根基之后，便开始进行夺嫡的行动。洪州总管郭衍在得知杨广有夺嫡之意后，更说出：“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明确的指出，若夺嫡行动失败，还可以复居南方，行南北朝对立之态势。

依郭衍的说法来看，杨广在任扬州总管一职时，在南方的经营上确实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且郭衍在开皇十年(590)亦跟随杨广到扬州平叛，故其能够有这种把握说出事若不成，可分为南北两朝之话语。二者相较起来，以其弟秦王杨俊在任扬州总管一年多的时间里，造成江南大举叛变一事，杨广却能有效控制南方十年之久，由此可见杨广在南方的经营上不只有武力压制，在与士人的交往方面，亦耗费相当大的心思在经营。

参考文献：

（唐）魏征，《隋书》卷2，〈炀帝纪〉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7，〈隋纪〉

（唐）魏征，《隋书》卷45，〈文四子〉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5，〈唐纪〉

（唐）魏征，《隋书》卷76，〈庾自直〉

（唐）魏征，《隋书》卷76，〈虞绰〉

（唐）魏征，《隋书》卷76，〈诸葛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