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武帝时期,使用修建公路交通内地与边疆的来往,发展内地与边疆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由此可见,和平交通、商业贸易和文化传播,那也是一种战争。西汉王朝宾服西南夷所持续的时间,比汉匈战争所持续的97年时间,都还要长,但是,历史效果也奇好。
汉武帝执政时期,分别进行过六场边疆宾服行动,即,匈奴战争、开西南夷、南越国战争、朝鲜战争、西羌战争,西域战争。这六场边疆宾服行动,除开西南夷宾服行动外,对匈奴、朝鲜、西域、南越国的战役,史载是十分惨烈,可谓是狼烟四起和尸横遍野;西羌战争虽史载不详,但汉军也可能是损失惨重;西汉朝野为这五次边疆大战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从历史效果上看,这种主要使用交通、商贸和文化传播的和平手段去宾服西南夷的历史后果,要远比其它地区以兵戈杀伐为主的征服战争的历史效果更好!
所以,今人理应总结西汉王朝开辟西南夷的历史经验。西汉王朝宾服西南夷的时间跨度,是从前130年的汉武帝元光五年夏的唐蒙、司马相如初率汉军兵分两路开西南夷算起,再到前129年的汉武帝元光六年由司马相如替代唐蒙而主帅开西南夷,一直至前27年的汉成帝河平二年陈立率汉军彻底消灭夜郎国为止,这次宾服西南夷的行动居然持续了整整103年之久。
前130年的汉武帝元光五年夏,西汉王朝宾服西南夷的行动开始,郎中将唐蒙时任初开西南夷的主帅,本年,司马相如是否也参与了这次宾服西南夷的行动呢?当时司马相如不仅参与了这次西南夷宾服,他还以郎中将身份、主持了对西夷、邛、笮地区的宾服!西夷、邛、笮就是指今四川雅安、汉源,泸定、康定、越西、西昌、阿坝州一带,司马相如成功地将这一带地区降服进了蜀汉管辖。唐蒙主持了另一线对西南夷的宾服行动,即沿“巴苻关”一线进入今贵州、云南一带的夜郎国。
按照当时西汉王朝征服扩张边疆边民的一贯策略,唐蒙率领的这一路汉军肯定也会以杀伐为其主要宾服手段,但历史事实是,当时的唐蒙这路大军,就像是在做西南夷的边贸生意和扶贫一般,居然在千余人的汉军后面带领了万余人的民夫和辎重人员,这种一个作战人员配以十个辎重人员的战争,不仅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也就很令人生疑了。
这就是说,当时的唐蒙率领的这路“中央军”宾服西南夷的奇特策略,不应该是来自于汉武帝等中央官方政府做出的决定,应该是在当时蜀郡人员大量参与了这支宾服西南夷的远征军以后,所根据蜀地与西南夷的长期友好关系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出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它扩张战场上的主要以杀伐手段为主的“和平扩张”新策略。由此可见,当时的蜀郡政府官员和地方长老们,应该直接参与了这次唐蒙宾服西南夷的远征军行动,只是,当时的史书没有清楚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罢了。
前130年的汉武帝元光五年,唐蒙主持的这一线宾服西南夷的远征军中,后来也有司马相如的直接参与,而且,随同西汉王朝“中央军”进入西南夷的万余人的辎重部队,应该是巴蜀地方政府直接组织的。唐蒙诛杀西南夷部落和巴蜀人中的大首领,这事情,显然没有司马相如参与,司马相如作为蜀人,他太清楚动辄就诛杀“渠帅”将意味着什么了。而且,明显看得出来,这支宾服西南夷的庞大辎重部队,不仅仅包括汉军战士,还有许多修建道路的巴蜀民夫,还有许多巴蜀商贾人员和商贸物质。
由此可见,当时诛杀西南夷部落和巴蜀人之中的大首领,肯定是唐蒙率领的“中央军”所为。更让人感到奇特的是,“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汉武帝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因此就“乃使相如责唐蒙”呢?非常遗憾,历史记载就这么多文字,没有过多介绍了。但是,我们今人仅仅通过这段片言支语,也可推断出,当时宾服西南夷的副帅的司马相如与率领“中央军”的主帅唐蒙,一定发生了十分激烈的矛盾冲突,即,两人一定因为各自所持的宾服西南夷的策略不同,使得两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很可能当时蜀郡地方政府也与司马相如联合,将宾服西南夷的不良战事上报了汉武帝,于是乎,“上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汉书·司马相如传》)这样,汉武帝大约在前129年的汉武帝元光六年,就更换了开西南夷的主帅了,并让司马相如代表自己责罚了唐蒙。按照西汉王朝的职官制度,中郎和郎中,都是中央政府中的皇帝近臣,郎中是三百石职官;中郎,是六百石职官。
中郎与郎中分别设置有外放的将军职官,这就是说,无论中郎还是郎中,在没有被皇帝外放成为将军时,不过就是光禄勋属下的文职职官而已,但是,一旦中郎与郎中被外放成为将军,这职官级别就很高了。唐蒙是汉武帝从地方上的番阳县令职位上拔擢到中央光禄勋属下担任郎中职官的,他的职官级别远远低于当时任中郎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代属于前朝老臣,他在汉景帝时代就已经是侍郎了。
无论是“郎中将”和“中郎将”,其都是有兵权的高级职官,但唐蒙和司马相台初次出征西南夷时,出任职均是郎中将,这是个千石将军职官;汉武帝换帅以后,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册封为“中郎将”了,“中郎将”就是个有实际政治权和兵权的二千石高官了,相当于皇帝派遣到地方上的钦差大臣。这就是说,既然当时汉武帝已经“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西汉王朝首次宾服西南夷的军事行动,主帅应是千石职官“郎中将”的唐蒙,副帅则是也为郎中将的司马相如。
按照唐蒙出任宾服西南夷主帅和他被汉武帝撤职的时间推算,郎中将唐蒙主帅宾服西南夷的时间,可能还不足一年。通过《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史载可知,大约在前129年的汉武帝元光六年,司马相如被汉武帝特别召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汇报了宾服西南夷的正确和长远的策略。还囊括进了“邛、莋、冉、駹”一带,“邛、莋”主要是指今四川的雅安、汉源、越西和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广大区域,“冉、駹”则主要指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及其四川绵阳地区的青川、平武和甘肃的文县、武都、岷县一带,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羌僰”之地。
当时,夜郎国(今贵州和云南东北部)主要由僰人、僚人所占据,滇国(今云南)主要由昆明人和濮人所占据,邛都(今四川凉山自治州一带)主要由摩沙人(即磨些人)占据,冉、駹(今四川阿坝、甘孜自治州一带)主要由羌僰人占据。这就是说,当时的司马相如的宾服西南夷的战略眼光,要远远高于唐蒙。因为,西南夷这一带如果能够被西汉王朝成功宾服,汉属的西南蜀地就可以与河西走廊交通连接成为一片了。
这样,当时还主要生活在今青海和藏北高原境内地区中的且还没有被西汉王朝所宾服的羌僰人,就被河西走廊的汉郡及其巴蜀和西南夷各汉属地所夹击成孤立地区了。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当时的宾服西南夷宗旨,其眼光并非只仅仅盯在西南夷一隅之上,而是有夹击青藏高原上的那些当时尚未宾服西汉王朝的羌僰属地的长远意图,这样的高瞻远瞩,是后来的汉宣帝时代赵充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进行“西羌战役”的历史原因。
结语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的政治军事思想境界,是非常高远的!司马相如,可能并非后人所理解的一介好舞文弄墨的文人。尽管司马相如宾服西南夷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要在蜀地成都通往今云、贵、四川西昌的山区中修建道路以通商,并非容易之事,至今,这一带的交通修建难度也是很大的。所以,后来,由于其工程艰险无比,司马相如修建公路和平扩张西南夷的策略一度受到了来自于巴蜀父老乡亲的质疑和诘难。司马相如因此做了两篇辞赋去说服巴蜀的父老乡亲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