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崇尚儒学，为什么汉朝没有变得强盛，反而走向衰落？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倡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思想推上历史高潮。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皇帝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和指导思想，儒学也甩掉黄老之学、法学、佛学等各家学说跃居一位，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然而同样是“尊儒”，汉武帝时期形成了空前盛况，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汉元帝时期，汉元帝刘奭“尊儒”却走了下坡路。社会一天不如一天，地主阶级侵占土地，农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儒学的地位在百姓心中大打折扣，这究竟是为什么。
汉初，长期战乱局面终于结束，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文帝景帝推崇道家黄老之学，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逐渐恢复政治经济，以一种缓和的方式，让百姓重拾生活的希望，以黄老之学寄托精神，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以免损耗国力。
文景二帝重视农业，经常劝解百官关心农桑，以德治民，深入百姓，百姓吃穿有了保障，他们还躬耕修典，崇俭尚廉，社会经济逐渐恢复运转，政治局面稳定，百姓生活安定，逐渐富裕起来。到了景帝统治后期，国库内粮食充盈，铜钱积压，社会经济政治繁荣发展。
伴随着农业生产步入正轨，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繁荣局面，世称“文景之治”。有了繁荣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逐渐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跨入皇帝集权制度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盛世”让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政治迅速发展，由于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汉武帝才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兵力征讨匈奴，以维护大汉朝的稳定繁荣。汉武帝即位时，社会政治经济一片向好。
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地主阶级力量逐渐强大，君主急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寻求一种方法巩固统治，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儒学从众多学说中跳脱而出，而且在文、景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
汉武帝刘彻本人也是从小接受儒学教育，他比较推崇部分儒学思想，即位后也重用了很多儒士。刘彻的老师正是汉代有名的儒士卫绾，卫绾性情敦厚谨慎，办事认真，在汉武帝时期，还带兵平定吴楚叛乱。武帝从小就在儒学的环境下长大，治国理政方针政策也难免偏向儒家。
汉武帝为了让社会得到长足发展，颁布诏令，全天下召集有志之士，集思广益，征求治国理政的有益之法。元光元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即摒弃文景时期的黄老治术，罢黜法家、墨家等学说，唯儒学一家尊大，以儒学作为统治的中心思想。
但是此时的儒学已经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儒学了，丢失了最初儒学的原貌，继承原始儒学中有利的部分，同时还吸收掺杂很多其他的思想，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例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大一统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纲常说、天人感应等。
董仲舒将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糅合炮制而成，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其本质其实是“外儒内法”“内圣外王”的新儒学体系。
董仲舒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创新，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实况，与时俱进，这种新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皇帝加强皇权、地方统一的需要，满足了巩固皇权的需要，有利于维护汉朝大一统局面，有利于维护和延续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它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将君权和神权设置联系，因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在此制度下，百姓安居乐业，恪守礼制，将皇帝贡为天地之神，谨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礼制，社会极其稳定，经济繁荣发展。
然而这样的尊儒政策本就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将人们的思想禁锢，长久下去，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并不是所有时代都适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国家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因人而异。
经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汉元帝即位，他生性软弱，误把传统儒学当做治国理政良方，并没有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出调整，而是一味的全盘肯定传统儒学，完全施行仁政，以德治人。成为“软弱儒学”，同样是尊儒，他缺少了支撑儒学的筋骨。
元帝刘奭，喜欢的是周朝时期的仁政，不喜欢兴惩治。他没有完全理解祖辈们统治的真谛，并不是将书本上的仁政照搬到实践上就好，纸上谈兵难免匮乏。元帝任用的大量儒生都是理论家，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软弱无能，为政无方，导致皇权旁落，被外戚掌握实权。
由于长期施行纯粹的仁政，地主阶级猖狂无道。为了个人利益，兼并土地，将土地全部收归私人，土地集中问题日益严重，压榨农民阶级。农民沦为了没有土地的佃农，社会阶级问题逐渐严重，这也是汉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武帝的汉朝是开拓进取的王朝，而元帝的汉朝是走下坡路的汉朝。可以说自元帝以后，汉朝日渐衰落，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刘骜，整日沉迷酒池肉林，荒淫无度，在位期间皇权旁落，被外戚王家夺取权利。而此后的汉哀帝、汉平帝等也无所成就。
西汉王朝自此宣告灭亡，再无回天之力了。政策并不是照搬照抄就可以施行的，而是要根据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推陈出新，根据需要，继承创新，形成适合自己、适合社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