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夏和议到三次辽夏战争，李元昊死前说了什么？「千秋一面」
诸君安好，我是白切玉。
在前几期视频中，一直有评论质疑，为何宋朝有这么多名臣名将，却灭不了西夏？
首先我们要注明一点，人才虽然是每个时代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但不管多么出色的人才他始终要面对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和历史的大趋势。
就拿讨论度最高的三国历史来说，聊诸葛亮很多人爱盯着他打下了多少版图来说事，却完全不看诸葛亮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卓越贡献，连与诸葛亮交手的司马氏一族都对其深为拜服。而聊起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很多人又全不看当时士族崛起的历史趋势，却总简单粗暴的去指责曹丕、陈群等人搞阶级固化？
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个体在时代大背景下到底有多渺小？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不缺优秀的人，缺的更多是时代的机遇。
话题回到宋代。
所谓的北宋缺将，南宋缺相这话，本质上也就是句插科打诨的扯皮话。
一个国家打了胜仗，不代表她就能灭国，一个国家打了败仗，也不代表她马上就会被灭国。
宋朝确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将本身国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非常糟糕。
但这不代表宋朝就没有军事力量。
而这种军事力量所代表的不可能只扁平解释成所谓的“名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有很多种，譬如说宋代不抑土地兼并的制度、拉垮的马政、皇权在军事决策权上的长期博弈所导致的问题等等。
论及不抑土地兼并，这导致宋代朝廷直接掌握的土地资源有限，就很难以此激发国中军队的战斗欲望，与之相对动员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到宋代中叶，国中战力强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西军将士，而西军中的佼佼者又以边境的弓箭手优先，为何弓箭手最强？因为他们可以分到土地嘛。
但是话又说回来，宋代的不抑土地兼也没有网上传得那么邪乎，为何？因为宋代的社会结构不同先代，他没有常年固化的士族阶层，读书人可以靠科举改变人生，阶级流动也相对比较快。宋代的士大夫常常自嘲措大，大部分就是一群没啥社会根基，靠擅长做题从老百姓奋斗成社会精英的读书人。
宋代宰相将近一半都是普通人家出身，如真宗朝的宰相王曾，幼年时家里穷到连衣服都买不起，总不能因为人家奋斗成功了，就非要把人和普通老百姓完全对立了？
即使如宋初曹氏这样立有开国之功，又与皇家通婚的家族，一旦族中缺少人才考上进士，家族便会衰落。
曹氏一门
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家族即使不显于史书，仍然是远过于寻常人家的。但毕竟没有到足够对抗皇权的怪物级别，即使到了开始出现大家族，社会结构又趋向畸形的南宋，时人如辛弃疾依然在《最高楼》词云:“ 千年田换八百主。” 晚宋的罗椅在《田蛙歌》中也这么说：“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诗词固然有所夸张，但也能代表当时土地流转的频繁，所以社会上固然有大地主，但远没有很多营销号所谓的大地主连着三百年一直兼并这么玄幻。
而自唐代府兵制崩溃以后，朝廷国防制度的大方向一直在往募兵制的方向发展，唐初不用花大钱募兵，肯定税收少。但中唐以后募兵制成为主流，财政支出增多，自然推动了之后以两税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税收制度的出现，土地间接税的比重增强，越来越多百姓不再被土地和徭役束缚，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再加之工商业的发展，百姓的就业选择变多，长此以往，国家对土地的依赖，自然就没有前代那么大。
到了宋代，户籍制度把居民又分成了拥有田产的主户和没有田产的侨寓者即客户。
据《长编》中记载，在刘娥摄政的天圣九年时，宋代的主户有五百九十七万户左右，客户则有三百四十万户左右。没有田产的客户占总比例的36.27%。
到仁宗亲政后的景祐四年，因为天下连年大灾，主户变成了六百二十万户，客户变成了四百四十万户，客户比例提高到了41.62%。
而到仁宗朝晚期的嘉祐六年，因为政策的正确应对，国中主户增加到了七百二十五万户，客户变成了三百八十万户，客户比例下降至了34.84%。
再直到哲宗朝晚期的元符二年，国中主户一千三百二十七万户，客户六百四十三万户，客户比例下降到32.66%。
从中可以看出，直到徽宗继位以前，宋代的土地制度虽然一直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但国家的主客比例仍然在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讨论宋代的土地问题，他更多造成的影响还是在国防层面的。
这里就能衍生到我们下一个话题，马政。
严格来说，宋初继承五代的马政发展，还是有过短暂的振作的。宋真宗初年时军马数一度达到二十余万匹，虽然这个数字对战略层面作用有限，但在战术层面还是带来了一些益处，譬如说羊山之战。
只是不久后随着澶渊之盟的确立，内地人口迅速从太宗朝的四百余万户飙升到真宗朝后期的八百余万户，开垦土地的需求也随之激增，宋代牧马监的土地又大量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京畿一带，常常与当地百姓发生土地争执。
时间久了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自然推行不下去，朝廷只得将越来越多的牧监土地租佃给百姓，朝廷本身掌握的土地就有限，养马又偏偏需要大片土地的马场，久而久之，一切元素都要给经济建设让道，马政自然就拉垮了下来。
不掌握土地，内地禁军的动员成本就非常高，马政拉胯，没有畜牧业的支持，军队的后勤运输就存在硬伤，军队的机动力也上不去。
宋代名臣王尧臣便曾明言，宋夏边境绵延千里，陕西一带明明有宋军二十万，却只能分屯四路。再去除军中老弱和兵额水分，能战者也只有十万人。
十万可战之兵均分四路，每路也就两三万兵力。李元昊入寇只要兵力超过十万，战局就非常被动。
再加上北边辽人还要背刺。
那宋朝也没法玩虚的了。
既然十万人分四路我搞不过你，那我就每路都爆兵，看你还怎么办？
由此宋代开始了大募兵，庆历年间，宋代全国禁军、厢军的总兵力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之巨，这还不是仁宗朝兵力最多的时候，配合上封建时代的落后管理能力，由此造成的财政困局堪比灾难。
而且这一百二十万军队有战力的能有多少呢？说到底这都是稳定边防的权宜之计，等到西北一带堡寨体系日趋成熟，新一辈军官成长起来，宋朝马上就开始了对兵力的精简，至神宗朝，禁军、厢军总兵力直接锐减到八十余万，说到底都是后勤逼的。
再加上辽国和西夏都不是网上键盘侠口嗨的小部落，都是制度健全，农牧结合，且拥有独立文化的强大势力，这种局面，自然造成了宋代军队出个两百里地，就要承担极大风险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皇帝脑子一热，来个魔鬼冲动，那送起人头更加是加量不加价。
宋代王朝是在五代十国这样的军阀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国家，宋代的皇帝也继承了五代时军事独裁者的特质，同时宋太祖为了尽收藩镇之权，重铸秩序，又让皇帝本身拥有了极大的军事决策权。
宋太祖本身行伍出身，阅历丰富，又有勇有谋，稳如老狗，他一看辽国和西北局势，就知道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太祖与他任用的执政团队主张与契丹人谈雄州和议，给予西北豪强世代传承，私下里做土皇帝的权力。
但毕竟这世界上最爱跳的永远是半瓶水，宋太祖心里有杆秤，但他的继任者未必有啊？如果才能可以靠遗传获得，那还要学校干嘛？
譬如说宋太宗的辽夏双线开战，譬如说宋仁宗在好水川之战前五度下诏催促韩琦出兵，又譬如宋神宗的五路伐夏。
操作思路都是简单粗暴，所谓想我泱泱大国，灭你们撮尔小邦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但这帮哥们偏偏就不考虑一个问题，国防军事如果只靠看大小和比多少这些幼儿园段位的问题就能解决的话，那我们国家为毛还需要九年制义务教育？嗯？宋朝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那没事了。
回到仁宗朝，宋仁宗本人在战败后也意识到了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他选择了放权给手下，并采取了范仲淹稳重防守，伺机反击的堡寨战法。
其实这套战法在太宗朝时李继隆即已提及，只是并未得到重视。宋仁宗虽然确定了这套方针，但因为之前已经送了两场人头，定川寨的订单那时也在路上了，这三场轻敌冒进的战役虽然对北宋军力打击有限，却让精锐军官层大量阵亡，可以说是动摇了当时陕西禁军的根基。
所以范仲淹、韩琦、庞藉、王沿这些人去西北并不单单只是打仗，他们更多的是重铸边境的国防秩序。
那最后局面也很明显，李元昊去陕西，虽然赢了三场很漂亮的战役，但也损失惨重，被折腾得在战略上难以东进分毫，去河东？那直接被张亢与河东诸将等人一顿胖揍，看着操作猛如虎，到头来赚得利润连他爹李德明的一个零头都没有。等回归神来还发现，东边宋朝开战，北边辽国断交，南边唃厮啰是死敌，西边沙州回鹘又叛变，国内矛盾重重。
李元昊的梦想固然伟大，但伟大的梦想也是要考虑时代趋势的。
宋朝这边没有能力短期灭夏，长期军事作业和连年大灾又导致国家财政亚历山大。
西夏这边风风火火打了一圈，营销做得很好，人人都觉得他能上市了，老总回家一看财报，就差申报破产了。
大家都这么尴尬，那还不如回归和平，各自来一杯忘情水，忘记曾经的年少轻狂？
但即使是议和，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帆风顺的，庆历三年以后，西夏总共派了五次使者到宋朝求和，一直扯皮到庆历四年年末才算告一段落。
第一次，李元昊虽然在信中称呼宋仁宗为爸爸，但同时派人表示，人家只是普通议和，才不是要和你们宋朝做朋友呢，称臣去皇帝号这些事想都不要想，哼！
这次议和庞藉是中间人，颇有种被李元昊耍了的感觉，他只能一边过滤李元昊的蛮横态度向朝廷转达信息，另一边又力劝西夏态度放软。
只是范仲淹、韩琦、余靖等人都看出议和时机尚不成熟，点了反对，第一次议和因此作罢。
第二次是庆历三年六月，这次李元昊玩了个心思，态度软了点，愿自去帝号，但依然不肯称臣，还要求自立年号，改兀卒名为吾祖，并希望宋朝割地，岁赐，驰盐禁。
表面上看是不做皇帝了，但除了割地打钱，还要让宋朝称他“吾祖”，叫他祖宗？余靖听了后深感炸毛，写了一封奏章批驳此议，简单概括就是一个字“玩儿呢？”。
欧阳修听了后态度更加激烈，直接表示还有什么好谈的，继续开片即可，只是当时朝中主和已是主流，欧阳修的主战立场得不到任何呼应。
又经过一轮扯皮，宋朝同意给二十万岁币，但是其他那些吾祖割地之类的玩样儿想都不用想。眼看着和议推动，结果谈到驰盐禁的问题，两边又谈崩了。西夏想每年出售十万石青盐到宋朝，但宋朝考虑到西北一带多山地，后方资源补充困难。西北的财政补给有相当部分要靠当地的解盐售卖支持。如果放任西夏的青盐进来，不但滋养西夏，更会与解盐争利，扰乱陕西安定，是故坚决不让。李元昊一度又又要出兵秦州武力威慑，但当时西北边防早就被韩范重新建设起来，李元昊威慑了个寂寞，求和再次被拒绝。
等第三次谈判已经是庆历三年（1043年）年末了，李元昊终于服软，愿意不开盐禁，但希望岁币增加到二十五万，朝廷听着有些心动，余靖则认为给岁币可以，但态度上不能过分退让，不然会在宋辽夏三国外交中失去主动权，因此表示了反对，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偏偏这时候，李元昊非要手贱去招降契丹国内的党项人，引起了辽兴宗的反感。再加上宋朝方面明里暗里的暗示和挑拨，辽国逐渐起了对西夏用兵之心。
西夏之所以可以生存，关键原因便是辽国的撑腰，现在金主爸爸都和自己闹翻了，岂不是马上药丸？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焦急的李元昊再次派出大臣杨守素第四次前往宋朝请和，这次不但愿意去除帝号自称国主，更愿意主动称臣服软。可能是元日天先前诈降次数太多，这次呢态度实在太好，和过去的祖安画风反差太大。
宋朝看到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孙子又在玩什么花招？”
无辜的西夏使臣就这么被莫名扣押，宋朝继续静观其变。
直到同年七月，契丹使者到来，传达了辽国皇帝将为宋朝出头，出兵教训西夏的信息，并希望宋朝不要接受西夏称臣，事情才算有了眉目。
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等人都认为辽夏关系固然极有可能恶化，毕竟挑拨这两国的事儿宋朝没少干，心里总有点底。但那两边常年暗搓搓配合搞事也是传统了，谁都吃不准这次会否又是来演，蛊惑宋朝入局，让宋朝陷入外交和国防双重困境，所以还是要谨慎应对。
关键时刻，还是余靖拿准了形势，他先以国家诚信为由，说服朝廷放归西夏使臣，又表示既然先前已答应和西夏谈判，现在西夏服软，就没有再因辽国而毁约的道理。毕竟换谁都知道，辽国的所谓替宋朝出头打西夏就是胡扯，各自维护自家利益永远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确保辽国方面接受宋夏和议，余靖亲率十余骑出居庸关，至九十九泉与辽国谈判。余靖曾经出使过辽国，并自学学会了契丹语，对辽国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如今往返宋辽数十次，与辽人激辩，终于将辽人说服，接受了宋夏和议，并确定了辽夏确实将要开战的情报。
这一下，宋朝完全占据了三国外交间的主动权。
只是还未待宋朝反应。
急不可待的李元昊再次派遣杨守素代表西夏第五次请求议和，西夏中书令张元力阻元昊议和不成，终气急攻心，疽发背死。
而宋朝这边，全程操盘议和的余靖认为时机已到，上书言明：“臣又祥观二敌形势, 唯有速行封册, 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 与契丹争锋。 ……此最中国之利。”
余靖好友蔡襄也深表赞同，力主此时正是和议的好时机。
宋仁宗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由是宋朝答应每年给予西夏二十五万岁币，使西夏去除帝号，对宋朝称臣和解。
同一时刻，辽夏间战事已然一触即发。
辽兴宗搞西夏可不是像对宋朝那样只是摆摆样子的，这次是实打实的御驾亲征，三路出兵。辽兴宗本人率十万兵马出金肃城为中路，韩王萧惠率六万军队沿黄河南岸西行走北路，而兴宗可爱的欧豆豆耶律重元率领七千部队为南路军，只是这路大概是气氛组，之后完全没有戏分。
不得不说，有骑兵优势的辽军在进攻上比宋朝犀利多了，直接深入西夏四百里地击败西夏军先头部队，取得阶段性胜利。元昊马上率军撤退，一路上焚烧草场，坚壁清野，颇有他爷爷李继迁当年打游击的风范，辽军则如当年宋军一般在后面紧追不舍。
看到这里，前几集宋夏战争一路看下来的朋友是否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这不又是元日天同学的老艺能了？先诱敌深入，再合军包围？
只是这次辽军动员的军力比宋朝那边的葫芦娃救爷爷，一万一万的送要格局大多了，这十多万兵马即使有水分，那也足够李元昊喝一壶了。
当然，虽然坚壁清野代价惨重，但李元昊的布局仍然收获了效果。
不久后辽军即因无法打草谷补充后勤而人困马乏，李元昊试探性的求和，被韩王萧惠拒绝。恰在此时，辽军突遇极端天气，风沙大作，乱了军阵。元日天看准时机，全军突击，萧惠与兴宗所部辽军大败，死伤不可胜计。辽国驸马被俘，兴宗只率数十骑仓皇逃出。
西夏战胜辽国后，于庆历四年十月，正式接受宋朝册封称臣，和议乃成。
只是不久后李元昊又出了个题目给宋朝，他希望将在河曲之战中抓到的辽国俘虏过渡到宋朝，请求宋朝代为还给辽国以作示好，此举意在挑拨宋辽关系。
这一次又是余靖出面化解了危机，他首先拒绝了西夏希望宋朝转交辽国俘虏的请求，然后表示愿再次使辽，调解辽夏矛盾。
当然这所谓的调解也只是做做样子，也就是给各方一个息事宁人的台阶下，经过辽夏战争，辽国国力受损，西夏也无力再战，对于宋朝来说，边境终于重归稳定。
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自李元昊继位以来，宋夏战争打了将近十年，两国数十万百姓惨遭战火荼毒，到头来西夏不但没有任何进账，还弄得自己国中贫困，矛盾重重。
辽兴宗的对夏用兵虽然失败，但期间李元昊的坚壁清野策略也再一次沉重打击了西夏本国的经济，后方的沙州回鹘再次崛起，直到李元昊死后数年才重新平定。
国中大族野利氏与李元昊之间矛盾重重，这甚至波及到了西夏权位传承的稳定。
皇后野利氏为李元昊诞下了三子，长子和三子早死，活下来的只有次子宁令哥，李元昊对其十分宠爱，立其为继承人，野利氏强大的资源自然都站在了宁令哥的背后。
只是李元昊不但宠爱儿子，连儿子的心上人没吚氏也十分宠爱。这没吚氏原本是元昊为儿子讨的媳妇，结果他自己一看很顺眼，就帮对方升了个级，从儿子的女朋友变成了儿子的小妈。
元昊对儿子的前女友很宠爱，为其大肆兴修宫殿。要知道野利氏嫁给元昊二十年，都只是住旧的皇宫，现在没吚氏骤得恩宠，待遇吊打野利皇后，简直离谱。
这宁令哥媳妇被抢已经是极大的侮辱，现在连野利皇后的待遇也被比下去了，野利家族中自然少不了怨声载道。
这些怨言被人添油加醋，传到了李元昊耳朵里，直接升级成了野利氏想要谋反，李元昊听闻大怒，直接下令将野利氏家族全族捕杀。军功彪炳的野利兄弟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政治动乱中遇害的。
野利皇后与李元昊多年夫妻情深，倒是幸免于难，她劝说李元昊网开一面，引起了李元昊的悔意，元昊派人遍寻野利家遗孤，只找到了隐匿于寺庙中出家的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
看到没藏氏的美貌后，元日天深自感叹对不起好兄弟野利遇乞，于是他决定睡了没藏氏，以缅怀故人。不久后没藏氏诞下一子，取名谅诈，但因为李元昊没有给没藏氏名分，孩子只能交由没藏氏之兄没藏讹庞收养，没藏讹庞更从此得到重用，登上相位。
野利皇后没想到替族人求情竟求来一顶绿帽子？由是深恨没藏氏，但毕竟她对族人遗孀心存怜悯，没有再下杀手。
然她对没藏氏的怨恨依然引起了李元昊的反感，不久即被幽禁冷宫。
家族伦理乱成这样，子女想不爆炸也比较困难。
没藏讹庞为了让李谅诈继位，又适时出手，言语挑拨宁令哥，宁令哥血气上涌，便持剑入宫，刺杀亲爹。元昊闪避不及，被削去鼻子。而宁令哥见杀元昊不成，慌张逃窜，不久后被没藏讹庞捕杀，其母野利氏一同被赐死。
李元昊身受重创，不久后伤口溃烂成疮，命不久矣。
临终前，他意识到自己一生征战，到头来却是白忙活一场，心中彷徨，曾经豪情万丈，自命日天的李元昊，竟然给后代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当年李继迁一生对抗宋朝，临终时却告诫李德明一定要对宋称臣，求得太平。李德明比较幸运，他遇到了心善的宋真宗。
如今李元昊也和他爷爷一样，在临终时推翻了自己一生的执念，只希望后代子孙能做个顺臣，以在宋辽博弈中求得生存。只是他曾经的作为早已断送了宋夏间完全重归于好的可能，仁宗一朝虽再未对西夏开启大规模战事，但西北边防与国中军备仍然持续发展，待到神宗、哲宗时，才是宋夏战争真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元昊死后，原本遗命从弟委哥宁令继位，却被控制朝政的没藏讹庞擅改遗命，拥立刚满周岁的李谅诈上位。
幼主继位，那就是明摆着国政不稳。
辽兴宗自从败于李元昊，一直憋着一口气，如今得闻西夏国内发生剧变，便想抓住时机，再出三路大军攻打西夏，为上次战败找回场子。结果兴宗一路没有遇上西夏军，无功而返；而先锋萧惠则因轻敌冒进，疏于防备而再次被西夏军打得大败，损失惨重。
兴宗一度怒极想要杀了萧惠，但念及萧惠之子也战死于军中，才勉强作罢。
倒是耶律敌鲁古统帅的阻卜军顺利进军至贺兰山下，击破西夏三千守军，擒获李元昊家属及官僚亲眷，没吚氏即在此时为辽国所俘。
过了一年，辽国再次对西夏用兵，其时西夏国力衰微，没藏讹庞权力不稳，西夏军只得坚壁清野，退守城中。辽国一度兵围兴庆府，大掠而还。
其后西夏全力修复与辽国的关系，从大辽重熙十九年一直谈到重熙二十三年，才请降成功，重归于好。
经过三次战争，辽兴宗也一改在位前期的傲气凌人，几次出战失利的损失让他意识到战争对国家治理的剧烈影响。为了缓和由此引发的国中矛盾，他立弟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以作拉拢，同时又暗中扶持儿子耶律洪基的势力，以作抗衡。
在位后期的辽兴宗愈发重视与宋朝关系的修复，史载兴宗“尝以所画鹅雁, 送诸宋朝, 点缀精妙, 宛乎逼真”，又明言表示“今两朝事同一家”。
而宋仁宗亦回赐亲自书写的飞白书“南北两朝, 永通和好”回复辽兴宗，兴宗即以仁宗所书为赋题出试进士。
可惜这种美好只是徒有虚表，已然没法回到澶渊之盟后的时期了，在神宗朝时，两国间又会再起波澜。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调回到庆历五年（1045年），余靖刚刚完成了调和辽夏两国关系的任务圆满而还。此时在西北一带，他日后的上司狄青已荣升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源部署。不但成为了一路最高的军事长官，更位列地位显贵的三衙管军之一。
只是二人此时尚未谋面，在未来的相互认可之前，尚会发生一些小误会。
余靖完成大任，内心轻松，便以契丹语作诗以抒心境。
只是不久后这作胡语诗的事情却被言官挖了出来，以大失宋朝体面为由对余靖进行弹劾。朝廷的处理结果也很意外，竟然真的听了言官的话，把这位有功之臣贬知吉州。
为何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能扯皮到贬官这种程度？原因很简单，当时朝中正同时发生着另一件大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了，而余靖作为范仲淹的同道，自然同样遭到了打击。
所谓作胡语诗有损国家体面，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由头罢了。
那么这一系列变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且待我们新开篇章，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