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皇后作为“六宫之主”，对皇权的统治与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皇后制度是皇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与皇帝制度相辅相成，实现了内廷、外朝之间的有机联动。

“皇后”也因此与“皇帝” 一道成为了封建时期权力象征的核心符号。

但皇后制度的确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相反，它必须接受历史的反复诘问。

其中，秦汉时期因继位危机、大一统专制政权巩固的需要等因素，成为了回溯这一制度发展、演变中无法避免的一环。

返回先秦历史，寻觅“后”字来源

在当下的认知中，后宫众多妃嫔，皇后的地位最高。

然而，“后”字最初却并不专指帝王之妻。

夏商时期，最高统治者夏王、商王均可被称为“夏后”、“商后”。

如《左传》中的“灭夏后相”。

这里的“夏后”指的便是“夏王”。

直至周王朝时期，“后”字才被用来专指帝王的妻子。

在这里，帝王之妻称为“后”，一方面强调妻子应当在丈夫之后。

另一方面又承续了夏商时期的文化——“后”与君主等同，地位尊贵。

因而在此处表明“天子之妃”的尊贵地位。

事实上，古代社会等级森严。

妃嫔的称号并非如当代影视剧所刻画的那般随意。

处于不同等级的人，需要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别其身份。

如庶人之妻只能被称作“妇”，大夫之妻可称之为“孺人”，诸侯之妻才可称为“夫人”。

与此同时，帝王诸子的身份、地位也因其母亲的嫡庶之别，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只有帝王的正妻，也就是“后”所生的儿子方可称为“嫡子”。

非“后”所生之子均为庶妻所生，故曰“庶子”。

其中，周代又规定只有“嫡子”中的长子才有王位继承权。

后世称之为“嫡长子”。

此外，在后宫管理方面，周王朝完美复刻了天子领导的外廷机构设置。

天子可立六官、三公、九卿。

那么，天子后也可立六宫、三夫人、九嫔。

如此一来，“后”所担任的职责，就不仅限于成为天子的配偶。

她还需要配合天子的“国治”，将后宫视作天子之家，完成基本的家庭管理工作。

不难看出，先秦时期，帝王后妃已经有了嫡庶之别。

“后”的称号也已确立，为后世皇后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尽管历史总是向前奔流的趋势，却也避免不了向后倒流的反复。

出乎意料的是，秦朝并没有接续这一文化符号。

秦朝不立皇后，引发继位危机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嬴政迅速地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名号。

这一做法，一度让后世的研究者认为皇后制度也是在此时期建立的。

但事实上，在秦朝的政治专制结构中，并没有出现皇后这一符号。

同时，在众多记载秦朝历史的史书中，也没有发现“皇后”存在过的痕迹。

如《史记正义》也只是记载了秦始皇多达数万余人的后宫，并没有提到“皇后”。

这是因为，在权欲极限膨胀的秦始皇眼中，皇权的统治只需要皇帝一人，需要分享自身权力的“皇后”不必存在。

面对皇位继承问题，秦始皇直言只需在一姓之中传递即可。

显然，他并没有过分在意血缘的纯正问题。

也正是因为秦始皇的自大、自负，导致太子人选迟迟未决。

百官也鲜少知晓皇帝在继承人这一问题上的心思。

可偏偏就在此时，秦始皇却突发疾病，连玺书都未送到长子扶苏的手中便气绝身亡。

这也就引发了秦朝的继位危机。

知晓秦始皇驾崩消息的赵高，威逼利诱始皇帝幼子胡亥、丞相李斯。

最终，三人隐瞒消息、秘不发丧，甚至还擅自扣留秦始皇留给扶苏的玺书，并拟写了两份假诏书。

一份发给扶苏，污蔑其不孝，逼迫扶苏自尽。

一份则篡改秦始皇旨意，立胡亥为太子。

胡亥继位之后，并没有引发群臣对继位名分的纠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扶苏只是长子，并不是嫡长子。

而根据周代的传统，只有嫡长子才有王位继承权。

因而，由于秦始皇未立皇后，那么扶苏与胡亥皆为庶出，二人均有资格继承皇位。

试想一下，倘若秦始皇册立了皇后，那么皇位之争就仅限于嫡子之中。

此外，皇后的权力源于皇帝。

一旦皇帝发生意外，那么接管权力的便是皇后。

如此一来，皇后便有能力保证在特殊时期，皇权能够进行顺利地交接，也不至于让赵高钻了空子。

不论如何，秦朝不但未能完成秦始皇千秋万世的心愿，二世而亡，还引发了秦末群雄割据、纷争不休的局面。

那么，如何完善专制政权，促使其正常运行俨然成为西汉统治者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确立皇后制度，打造“家国天下”。

汉朝正式确立皇后制度，构建“家国天下”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国同构”一直占据着统治思想的主流地位。

《汉书》中有言：“治家如治天下，正家而天下定。”

那么，又该如何管理帝王庞大的后宫呢？

西汉统治者意识到，仅仅册立皇后并不足以巩固皇权的统治，还需从制度层面确立皇后的权威。

同时，为防止皇后权力过大，又需要借助明确的制度规定，划定皇后权力的施行领域。

根据《汉书·外戚传》的记载，汉武帝开创了依据前朝官员爵位划定后妃爵位的传统。

由此确立了后宫的尊卑制度。

汉元帝延续此传统，增加了“昭仪”的称号。

至此，后宫划分为14个等级，依次与群臣等级相对应。

如“昭仪”对应的是外廷的诸侯，“婕妤”对应的是列侯。

同时，册立皇后一事也不再作为皇帝的家事，而成为需要告知天下的国事。

为此，与册立皇后相关的礼仪制度也需确立。

在册后仪式中，不但群臣都得参加，皇帝也要亲临现场。

被册立的皇后，需要接受皇帝赐予的玉玺和绶带。

《通典》中认为，皇帝所赐予的凤印、绶带是表明皇后身份尊贵的关键。

其级别等同于皇帝。

因此，判定皇后有没有被废的依据，并不在于剥夺皇后名号与否，而是看凤印和绶带有没有被收回。

如果凤印、绶带被收回，那么其象征的权力也不再属于皇后。

至此，在专制政权的结构之中，皇后制度基本得到确立。

内宫与外廷一道构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

言外之意，后宫的治理，也关乎天下的治理。

东汉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皇后制度进一步完善。

先前可以被称作“王后”的诸侯王正妻，此时必须依制改称“王妃”。

诸侯王的母亲也由“王太后”改称为“王太妃”。

如此一来，“后”字也就成为了皇帝嫡妻专用的称号。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皇后的权威，东汉还开始赐予皇后独立的谥号。

根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的皇后是无法享受谥号的，只能以皇帝谥号作为称号。

比如，汉文帝皇后便被后世尊称为孝文窦皇后。

此种做法看似方便，可实际上容易混淆不同皇后品性的优劣。

举个例子，如果某位皇帝在位期间册立了多位皇后。

那么根据此原则，这些皇后都只能跟随皇帝的谥号。

如此一来，存在品性差异的诸位皇后便无法见出各自的不同。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传统的历史书写者强调“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

因而，不同品性的皇后都用同一个谥号，显然不能见出彼此的优劣。

历史书写也无法达到精准的地步。

因此，为了向后世明确地说明皇后的功过是非，自汉献帝起，皇后均会被赐予符合自身品性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