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汨”——吴与弼拒聘考
吴与弼身为明代大儒，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这一选择，除时局混乱、吴欲明哲保身之外，更与其“整理心下，使教莹净”“力除闲气，固守清贫”的思想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考察其多次“拒聘”行为，亦有助于加深对吴与弼理学思想的理解与认识。
吴与弼，号康斋，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吴与弼是明代理学开山，创立了崇仁学派，从其学者数百人，其中不乏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等后世大儒。陈献章承其“静观涵养”，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承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吴氏实乃明代学术中一关键人物，有发凡起例之功，“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吴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学识渊博，深受后人仰慕，他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被召入京城，却三度坚辞皇帝授官一事。
一、吴与弼拒聘事梳理
吴与弼天资聪颖，六岁入学，十九岁时赴金陵求学，偶然读到朱熹所著《伊洛渊源图》，即“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二十一岁开始讲学，从学弟子甚众。此后，吴与弼一生讲学家乡，不应科举，屡荐不出。
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荐其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吴与弼都谢绝不出。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天顺元年（1457），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第二年五月，授吴与弼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对文华殿，希望他能辅佐太子，他以“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高行，徒以声闻过情，误尘荐牍”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请辞。
先生三辞不得命，称病笃不起。上谕文达曰：“与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归，需秋凉而遣之，禄之终身，顾不可乎？”文达传谕，先生辞益坚。上曰：“果尔，亦难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复召对。赐玺书银币，遣行人王惟善送归，命有司月廪之。盖先生知石亨必败，故洁然高蹈。其南还也，人问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
辞官归里后，明英宗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成化五年（1469），吴与弼病故于家。其辞官原因，绝非仅因黄宗羲猜测的“知石亨必败”，也并非吴与弼自己所言“欲保性命而已”之类推脱之辞。考其此前也曾多次拒聘，可知这并非一时匆忙之抉择，而是吴与弼一贯的行事风范。吴与弼所乐处的，正如其诗中所言，乃是“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这样清贫而和乐的生活状态。从其弱冠时罢举子业时起，就已为其人生奠定了“不乐庙堂”的基调。
吴与弼曾晚年曾自我反省，认为自己平生所为不堪回首，使学不向前，身心荒怠。“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汨，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张俊相认为，吴与弼所追求的“乐”,是由于道德情感润泽身心，油然而生的轻松、愉悦和舒泰之感。它不为贫贱富贵所左右。富贵未必真乐，贫贱未必不乐，是为“孔颜乐处”。这种纯粹的“乐”，也是吴与弼理想境界与终身追求。
理解了吴与弼的精神追求，就不难对其屡次拒聘做出合理的解释。吴与弼欲为者，无非二者：一为“整理心下，使教莹净”，一为“力除闲气，固守清贫”，这两种思想，在其理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拒聘这一行为，正是吴与弼长期坚持的理学思想的外在体现。
二、整理心下，使教莹净
“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正如陈奇所言，吴与弼以一位程朱学者的身份,主要关注的却是心学问题。在他的心学理论中,心既是一个认识主体,又是一个伦理本体。他的修养方法,偏重于“敬以直内”“反求于心”,径向心上求,也注意到读书、日用间应接事物一类下达工夫。
同前代多位大儒类似，吴与弼也将“明德”“新民”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同时他也认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要达到“新民”，必须先明己德，欲明己德，就要向前代圣贤学习，加强自我修养。吴与弼所指的修养，偏重于内心修养，而去除“心垢”，乃是其内心修养中的关键之一步。正所谓，“人须整理心下，使教莹净，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内工夫也。嗟夫！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从此隳，可不惧哉！”
“身垢易除，心垢难浣。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澈昭融，何垢之有？然气禀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功，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
吴与弼认为，心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是全身之主宰。心本纯净莹澈，了无杂质，但一旦为外物所拘，则“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便会导致产生无数的心垢，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化物”而不被外物所同化，最终达到“精白一心，对越神明”的境界。
对吴与弼而言，化去“心垢”最主要的功夫，乃是将心“安顿在书上”。吴与弼曾道，“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摇动，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对其来说，读书不仅有增进知识这般寻常作用，更是他借以调节内心、自我修养的重要功夫。吴与弼回忆在京求学时，他昼夜读书不间，而得精神无恙。后十余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进，不胜痛悼”，其所惜非但为少读多少书籍，更为减退了读书以求涵养此心的重要功夫。
晚年吴与弼读书又有所成，他于南轩“读《孟子》甚乐”，加之“绿阴清昼，薰风徐来，而山林阒寂”的外部环境，使其有湛然虚明之感。“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於斯可验。”观《近思录》，吴与弼但觉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偶因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吴与弼即有“中心鄙诈”“外貌暴慢”这般严肃的自我批评，由此也可见其对读书以求净心这一修炼方式的认可之深，坚持之笃。
正是通过读书，吴与弼重获内心之“静”，有了安顿其心的处所，领悟到“天地自阔，日月自长”，也使其“精白一心，对越神明”的目标有了切实可依之实现途径。
三、力除闲气，固守清贫
自吴与弼十九岁弃去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便已为其人生奠定了清贫的基调。其日常生活，乃是“躬耕食力”“饭粝蔬豆”，即使身为一代大儒，也要与诸生并耕以自养。吴与弼言，“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生活的艰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吴与弼，但在更大意义上，它为吴与弼的理论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这种“安贫乐道”式的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吴与弼的心智。虽然年轻时吴与弼对此有过些许抱怨，但随时间推移，吴与弼逐渐不以为忧，反以为乐，晚年他曾自豪地表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
吴与弼的这种思想，又可分为“力除闲气”与“固守清贫”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下文进行分别论述。
1、力除闲气
与邻人处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讫，彼犹未悟，不免说破。此闲气为患，寻自悔之。因思为君子当常受亏於人方做得，盖受亏即有容也。
吴与弼与邻人处一事，因己“涵容不熟”，言辞上有不当之处。不久，吴与弼陷入后悔之中，以为此行为不但是己修养不到位，更是由于“闲气”作怪，“闲气”使自己争强好胜，忘却了做君子之道。“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观《崇仁学案》之《吴康斋先生语》及吴与弼所著《康斋文集》，不难发现吴与弼天性刚忿，常因小事动怒，但其怒后能及时反省、反思，尚有亡羊补牢之效。吴与弼也深知己之脾性，故以“力除闲气”自勉，并将之作为自我修炼的重要方式。
黄宗羲认为，吴与弼“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吴与弼不善于夸夸其谈而重视寓理论于实践之中，这也使得他的理学思想带有比较强的实践性，他不仅通过读书来体悟先贤之道，更将书中的哲理用于生活之中，并加以验证。通过对其日常行为的经常性反省，吴与弼将其“力除闲气”这一目标做到了很成功的落实。面对困窘的生活，他“放宽怀抱，毋使刚气得挠，爱养精神以图少长”。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此二句，充分表现了吴与弼豁达乐观的精神与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2、固守清贫
如上文所言，由于外部条件所限，吴与弼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对于生计的思考，也占了他的语录中的不少篇幅。晚年所得的皇帝的赏赐也未能对其生活有太大的改善。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却只能“以夏布帐加覆”。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吴与弼一度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深重的迷茫之感。对于生活的困窘，吴与弼无力改变，但最终却能以“素位而行”的姿态坦然面对，并从积极的层面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留下了“固守清贫”的一段佳话。
枕上默诵《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虽未受命，却为万世帝王师，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应，则宜知无德者之应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舜有大德，其受天命。夫子亦有大德，虽未受命，却得为“万世帝王师”，正所谓，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孔子一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但因其“德厚”，不仅培养出一大批贤才，更得为“万世师表”，青史留名。吴与弼认为，有德则必有应，生活的困苦只是暂时的，自己只需“素位而行，不必计较”，使己德厚，则一定有好的回报。
此外，吴与弼还将贫困视作考验自身修为的重要方式，甚至觉得“贫困上稍有益”“看来人不于贫困上着力，终不济事，终是脆愞”，面对贫困患难，人首先要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如此才能使心性纯然，达到“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有如此深刻之感悟，也能证明清贫的生活对吴与弼的作用是双向的，既磨炼了他，也提升了他。“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诚如是哉！
四、小结
吴与弼身为一代大儒，其品德高洁，学识渊博，深受后人仰慕。吴氏一生中多次拒聘，甚至面对皇帝的邀请时，他也不为所动，坚决请辞。
“拒聘”是吴与弼一贯的行事风范。吴与弼所乐处的，乃是“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这样清贫而和乐的生活状态；所乐于追求的，乃是“孔颜乐处”这般纯粹的“乐”。为此，其付出了不少努力，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为“整理心下，使教莹净”，一为“力除闲气，固守清贫”。
对吴与弼而言，化去“心垢”最主要的功夫，乃是将心“安顿在书上”。对其来说，读书不仅是为增进知识，更是他借以调节内心、自我修养的重要功夫。正是通过读书，吴与弼有了安顿其心的处所，使自身的修为更上一层进境。
“安贫乐道”式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吴与弼的心智。面对困窘的生活，他“放宽怀抱，毋使刚气得挠，爱养精神以图少长”，甚至觉得“贫困上稍有益”。清贫的生活对吴与弼的作用是双向的，既磨炼了他，也提升了他。
通过“整理心下，使教莹净”，“力除闲气，固守清贫”，吴与弼“挺然生世间”，乐处于“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这般和乐自在的生活，不仅其个人修为不断提升，其理学思想也不断进步、完善，以“物我两忘，惟知有理”评之，可谓得当。
参考文献：《明儒学案》《康斋文集》《二程文集》
（文/历史漫谈君当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