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老辣的冯保将弹劾自己的奏疏拿给明神宗和李贵妃看,并抱屈地说道:高拱弹劾我,是欺负皇上年幼,想独揽大权,这一席话戳到了李贵妃的痛处,不久,宫内一道圣旨,将高拱一顿训斥,将其发回原籍,永不录用。高拱,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大臣,他出身官宦世家,其父高尚贤曾任明廷要职,孩童时代的高拱在其父高尚贤的言传身教之下,8岁时就能吟诗作对,家里的人对高拱寄予厚望,希望他日后能够科举高中出仕为官。
但是造化弄人,高拱17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开启了他13年的连考生涯,最终在30岁那年才考中进士,不久被任命为翰林编修。虽然说,高拱也是出仕做官,但是这个职务与他期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木已成舟,高拱只能够接受眼前的现实,在翰林编修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9个年头。当时,年满11岁的裕王朱载坖出阁读书,在严嵩的推荐之下,高拱出任裕王朱载坖的讲臣,为后者传道受业解惑。1565年,景王薨于藩地,裕王朱载坖就成为了储君最有利的继承者,而作为裕王讲臣的高拱也是因裕王朱载坖身份的变化,成为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二人争相拉拢的对象,高拱因而被破格提拔,胜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1566年,嘉靖皇帝病逝,裕王朱载坖继位称帝,对高拱进行了职务调整,将其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成为朝中重臣的高拱随着身份的变化,心态也悄然无息地发生了变化,他自持是朱载坖的府邸旧臣,不把有恩于他的徐阶放在眼里,处处与之作对,使得徐阶不得不对他采取反击之势,将他贬官,赶出“朝堂之上”。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李春芳接任首辅大臣一职,李春芳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好好先生,几位内阁辅臣如张居正,赵贞吉等人都是各打各的鼓,各唱各的戏,使得朝中要务无法得到统一部署和实施,这就使得隆庆皇帝朱载坖重新启用高拱,来为自己分担解忧。
1569年,高拱重返内阁,被委以重任,成为内阁首辅大臣,高拱性格豪爽耿直,这个性格既成全了他,日后也害了他,他遇事总是在第一时间表态,这种工作作风如果用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不会丧失机会,但是如果长期以往,将会使得他独断专行,遇事不与人商量,造成内阁同僚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当时,朝中4位内阁大臣,除了张居正勉强能够容忍他,剩下的3位内阁大臣都与之交恶,发生冲突,令明廷内阁乌烟瘴气。高拱面对这样的局面和态势,动用自己的门生故吏对与他交恶的内阁大臣殷士儋,赵贞吉进行弹劾,使得隆庆皇帝朱载坖不得不将二人去职,这样一来,就使得高拱坐稳了内阁首辅大臣的位置,可以在内阁中随意发号施令。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坖死于酒色过度,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称帝,明神宗朱翊钧的贴身太监冯保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明廷内宫中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令作为内阁首辅的高拱极为不满,当时,高拱心中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与自己交好的太监孟冲,但是冯保半路杀出,使得高拱的人事布局全部打乱,因此高拱下定决心要将冯保赶出内宫。但是令高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内阁辅政大臣之一的张居正早已和冯保签订了政治同盟,这就使得高拱的一举一动,全在冯保的注视之下。1572年6月,在高拱的统一安排之下,他的门生故吏们将弹劾冯保的奏章送到了明神宗朱翊钧的手上,而作为内阁辅臣的张居正表明应承,暗地里却将这个消息密告给了冯保。冯保知道这个消息后,提前做出了部署,他将弹劾自己的奏疏拿给明神宗和李贵妃看,并抱屈地说道:高拱弹劾我,是欺负皇上年幼,想独揽大权,李贵妃听后,顿时震怒,当即下旨对高拱进行训斥,将他去职,归乡,高拱看到圣旨上的内容后,脸色骤变,面如死灰,心灰意冷的回到家中,收拾好行囊,返回故里。1577年,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张居正在途径高拱的故里时,专程去探望高拱,高拱与张居正见面之后,虽然二人掩面而泣,互相倾诉,但等到张居正离开之后,高拱在《病榻遗言》斥责张居正与冯保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抢夺首辅之位的事情,将自己被放逐归罪于张居正。
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如果客观地来看,张居正对高拱的下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高拱之所以被放逐在于他过分自信,过分的强势,将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倒与自己对立之位,对掌握着君权的孤儿寡女没有表现足够的谦恭,使得高拱因而成为孤臣,彻底失势,沦为众矢之的。1578年七月二日,高拱在家中忧郁缠身,不久就病逝于家中,时年65岁,消息传到京师后,张居正上疏朝廷给予厚葬,但遭到了明神宗的拒绝,仅仅只是给予了半葬的待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神宗始终都没有原谅高拱,这就使得高拱的身后事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