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实烧炭工到欺君罔上之徒，杨秀清经历了些什么？

时至今日，史学界对“天京事变”爆发的原因还未达成共识，但杨秀清的专权跋扈，目无王法，欺君罔上则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则毫无争议。事实也的确如此，若不是杨秀清锋芒毕露，处处得罪人，还经常藐视天王权威，很难想象一场兄弟相残的“天京事变”会爆发。其实，早年的杨秀清并非如此，他是一个非常和善之人，内心充满着仁慈；虽然父母早逝，生活贫困不堪，但杨秀清还尽量从卖烧炭得来的大部分钱财用于救济孤儿寡母，以及那些比自己生活更加艰难之人。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好人，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烧炭佬”；杨秀清的个人品格正是中国古代农民形象的缩影。

杨秀清的这种朴素之精神，正是封建时代中国统治者所需要的，因为这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在杨秀清刚刚取得“代天父传言”的那些日子里，他屡次假托“天父”之名来歌颂洪秀全，让所有拜上帝教信徒们拥戴这位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亲弟弟，一起为实现天国梦而奋斗。定都天京后，尤其是在太平军连连获胜之时，杨秀清却一反常态，开始以“天父皇上帝”之名义来斥责洪秀全，甚至还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杖责洪天王，让其非常难堪。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为何杨秀清会从一位救济孤儿寡母，拥戴洪天王的老好人变成一位目无尊长，欺君罔上的大逆不道之徒呢？其中之原因，就两个字，即是“权力”。

在专制主义传统异常浓厚的古代中国，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金银财宝、高档豪宅、妻妾成群，还是不是信手拈来之事。所以，权力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多少忠臣良将无不因此而坠入深渊，成为大逆不道的造反者，东王杨秀清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

杨秀清出生于桂平县一个贫困的山区，家中一贫如洗；五岁那年，他亲眼看到父亲是如何死的，即是吃着山上尚未成熟的野果，腹胀而死。五年后，母亲也因饥饿而死，死前最大的愿望是吃上一碗香喷喷的油炒米饭，但她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即使生活困苦，但杨秀清却不向现实妥协，他拒绝父亲杨庆善的收养，独自一个上山开始了“耕山烧炭”的生活。由于地主的盘剥以及商人的讹诈，杨秀清的劳动果实经常受到侵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杨秀清是愤怒的，但在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愤怒就是最大的软弱，是无谓的挣扎。

鸦片战争后，冯云山独自一人来到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教，并在曾玉珍家中认识了杨秀清；两人交谈甚欢，有种惺惺相惜之感，于是杨秀清加入了拜上帝教，开始了他充满传奇之一生。1847年秋，洪秀全不顾冯云山强烈反对，坚持要继续搞捣毁寺庙这种容易激化与士绅阶层矛盾的极端做法。结果可想而知，金田村的团练首领王作新配合桂平县令将冯云山逮捕入狱；洪秀全则灰溜溜地跑去广州请求两广总督琦善放人，理由是信仰自由，可惜他连总督府的大门都进不了。原因很简单，洪秀全是何许人也，两广总督岂是他能随便见的，实在搞笑。

没有了冯云山这位天才的组织者，拜上帝教乱成一团，准备就地解散。相对于洪秀全而言，杨秀清就显得比较务实，是实干主义者。针对当地人相信“神灵附体”这种迷信事件，杨秀清在信徒集会之时突然倒地不起，口吐白沫，全身发抖。在会众准备给他灌姜糖水之时，杨秀清突然站了起来，表情异常严肃；他说自己就是“上帝”，现在给你们指示工作，你们要听从洪秀全的话，拜上帝教现在有一百天的“苦难期”，这是上帝的考验，不是清妖所为。杨秀清的这种做法，看似荒诞不经，形同恶作剧，但却非常适合当地民众，信徒自然也就继续呆在拜上帝教，不做另外打算。

在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杨秀清既然取得“代天父传言”之权力，那他在宗教上的地位就要远高于洪秀全，当然这指的是关键时刻。按照冯云山设计的“军师负责制”，天王洪秀全并没有掌握实际权力，而是一位“虚位”元首，是国家的形象代表；太平天国的真正权力则掌握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等军师手里。1852年9月，太平军在永安大规模分封，授予东王杨秀清节制其他诸王之权力。不久，随着冯云山和萧朝贵的相继阵亡，杨秀清便一家独大，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人，手握大权。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杨秀清也达到了个人威望的顶峰。

由于天王洪秀全临朝不理政，而且屡次不听别人劝告，继续推行毁灭传统文化之做法。杨秀清便觉得洪秀全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自己可不想当丞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秀清想做的是司马昭，架空洪秀全，自己当皇帝。这便是权力的诱惑，让杨秀清从朴实的老农夫蜕变成欺君罔上的大逆不道之徒。

本文由“纵横国史”原创，欢迎关注，带你涨知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