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努尔哈赤病逝,他死后并未留下建储的明文,遗命八王共理国政。太祖去世后不久,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建议父亲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
岳托、萨哈廉身为代善的儿子,却要提出让四贝勒皇太极继汗位,这让人很不解。而代善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那么,代善以其强劲的实力,为何会将汗位拱手让给皇太极呢?难道他真的大度到连万人之上的汗位也不觊觎吗?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中以实力而言,代善握两红旗,且有岳托、萨哈廉等军功显赫的子侄相助,如果争夺汗位胜算很大;皇太极手握两黄旗,实力次之;至于莽古尔泰和阿敏各掌正蓝旗和镶蓝旗,不足以抗衡代善和皇太极;多尔衮三兄弟虽有两白旗,但毕竟年幼,没有继位的可能。
事实上,代善主动让位皇太极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是形势所逼。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代善与皇太极的矛盾就很尖锐。
太祖生前,虽未明言传位于皇太极,但后期对他确有偏爱,这自必引起代善的猜忌。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之战,代善请示太祖后,挥师东向,皇太极却不顾太祖的劝阻,抢战于代善之前,可见皇太极咄咄逼人之势。
而最突出的是天命六年(1621)九月,太祖向其亲信阿敦询问诸子中谁可继位。阿敦起先不敢明白表示,只说:“知子莫若父,谁敢有言?”太祖要他直说,他便说:“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太祖知道这是指四贝勒皇太极。
太祖与阿敦的这次谈话后来为代善所知,因为对皇太极“深衔之”。代善为何要“深衔之”?自然是自己很想继承父位,这时唯一能与代善抗争的只有皇太极。由此可见,在太祖生前,代善和皇太极兄弟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化。
到了天命晚年,代善的实力受到削弱,而皇太极的实力得到提升,此消彼长形势又有所不同了。何况代善在大福晋事件上声誉下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继位的可能。所以,只能拥立皇太极。
皇太极继位后,逢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阿敏一同随皇太极南面坐受大臣朝见,后阿敏获罪被囚,莽古尔泰也因“御前拔刀”获罪,太宗令代善与众共议。太宗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南面并坐了,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
因此,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自此后,后金国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政的遗制。
这起事件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双雕,把代善也和平地拉了下来。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份,但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尤为猜忌。
此后,代善又因与莽古济(莽古尔泰的妹妹)有所往来,激怒了太宗。崇德二年(1637),太宗又指出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越份妄为,举出了他的种种过错,其中说:“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
事实上,自皇太极继位后,代善始终对他是很恭敬的,而太宗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异心”,至于其中的用意无法说明白,但有一点是明白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意,故而必须挫损代善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
代善随其父努尔哈赤征战多年,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然而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显然又远远不及皇太极。这就是他在继位过程中不敌皇太极的原因,也是他在皇太极继位后处处受制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