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年(同治十年)7月，正当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日本重派的来使到达天津，他们与中国修约的焦急心情，恐怕一点不亚于天气的酷热。这次是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和同为外务权大臣的津田真道为副使，另有随员多人。清朝方面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就是乘双方进行礼节性互访尚未正式开议的短暂间隙，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等人抓紧时间暗中进行议前的紧急磋商，并最后完成上面提到的中方约稿“定本”的。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双方代表在天津的山西会馆会晤，相互阅看授权文书。李鸿章特别强调不依“西约”(指西方列强胁迫中国和日本签过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他说：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所有会议各事，不可以蹈袭西约旧样，以免为人笑话浅陋，即便有的事情不能不载入约款，“亦须采其意而易其名，庶不拾西人牙慧”{1}。表面上看，李鸿章似乎特别注重条约形式，而实际上，深意在于借脱离“西约”程式而求避免内容上的牵混，与“西约”划清界线。

三天之后，日方提交他们拟出的议约草案。它一脱前次柳原前光所提供的拟稿，另起炉灶，更不外杂取“西约”中的有关内容拼盘而成。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天中方即向日方提交《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之稿，作为对日方所提约稿的否决，并明确相告：昨阅你们提交的约稿，全系抄照于西人之约书，与我政府之希望甚为相反，贵国与我一海相隔，今后互相往来，情谊原为唇齿之邦，此与西洋各国有来无往不同，故决不能蹈西人约书成例!而日本方面于此也不让步，“必欲照西约成例，隐有挟制之意”。李鸿章密嘱应宝时和陈钦给日方复函，要“词意略加峻厉，使知我有定见，不为浮议所摇”②。中方的函件中，除了重申前持原则外，还以日本两次拟稿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指责它这是“未定交，先失信”的表现，说若是这样，干脆仍照去年总理衙门的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算了。这下日本方面真有些紧张了，生怕真的双方决裂，订约不成，不仅有辱使命，且为西人嘲笑，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以中方议约草案为基础，但又要求“对条约文体加以变动”，“在条理上”要“无碍于泰西共同事例”。显然，这是使出的阳奉阴违、存名去实的伎俩。

李鸿章

此后数日，双方各自商讨对策，直到7月初，才再行接触。日方提出修正案，在《通商章程》中添加片面最惠国待遇一款。这自然是非常要紧的一招。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这种条款规定，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亦准该与中国缔约国“一体均沾”。这样，与中国缔约的列强各国中，只要其中一国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便可互相援引，使中国受群狼争噬之害。日本这时也蓄谋于此，要为日后分享列强侵华利益制造条约根据。此后几天里，双方频繁会晤，为此激烈争议。李鸿章深知如果允准此条，日本“则援照西约事例，可以入我内地，处处贸迁，我不能与之争，而彼得获其实矣”。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读过许多中国书籍，也十分熟悉“中西和约利弊曲折”，他态度坚决地主张此条。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则毫不退步地驳辩力争，简直弄到舌敝唇焦的地步。日方不惜耍起了无赖，说他们国家“历来称谓办法不能改易”，“意颇翘然自负”。李鸿章则声色俱厉，说你们若是这样一味坚持，议约之事只好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才“俯首允遵”{1}。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应该说中方议约当中把握住了最关键环节。

日方见“一体均沾”的条款不能纳入约中，又采取迂回战术，想通过改变不准其入中国内地通商的条款，获取类似西方列强在华所享的商务等方面特权。李鸿章仍然不依，反问对方：现在约定日本在规定的口岸与中国通商，相应华人也不到日本内地贸易，怎么日本能到中国内地?两国从同，这不是很公允的吗?日方代表又无话可说了。李鸿章恐怕日后日本又要反复，遂于限制不许内地通商的相关条款(《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款)之后，特别添加上“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等语。就此，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这样陈说：“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源”，“今安得又听日本无端阑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系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

总之，在议约过程中，李鸿章可谓高度警惕，处处设防，特别抓住了关键环节，坚持原则，又能相机行事，立意和举措上均较得当，有效地遏制了对方的觊觎，使条约是以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基本原则和主旨未加变易，修改之处主要是对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变化所必然要作的相应改动。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上签字，同时签订了《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两约相辅相成，基本上贯彻了对等的原则。《中日修好条规》作为双边关系条约，共十八条。主要规定，两国“倍敦和谊”，对对方“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两国可互派“秉权大臣”(即今所谓“全权大使”)驻扎对方京师;两国“职掌相等”的官员“会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礼”;在双方通商各口，互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等。《通商章程》作为商务专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关税则)，也一别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商务约章，明确规定了双方各开的通商各口之具体处所(中国十五处，日本八处);本着两国人在对方通商口岸具有对等活动权限的原则，规定了相关具体事宜;附列了两国的海关税则。

像这次签订的基本平等的条约，在中国近代所签的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这可以说是“不仿西约成东约”。能有此成局，当然首先是限于日本当时羽翼尚不丰满、对华外交亦初行尝试的特定条件，但也离不开中方操局者李鸿章的主观能动因素。

也许有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条约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实践上，还是中国要吃亏的。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当看做是有分别的两码事。条约文本毕竟是反映议约谈判得失的直接结果，是体现当事人特定客观条件下外交见识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证物。何况，条约文本内容上的平等与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纸面上的东西，其实际约束力是不可小觑的。要不，日本何以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与中国议约?而在原抱企图没有实现、所签条约没有赋予日本在华能享明显特权的情况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约?至于它要求改约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就是下面接着要陈述的。

对“不仿西约成东约”的结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满意，也不会甘心。再就是，因为《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帮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1}。西方列强借端要挟，说日本与中国缔结攻守盟约，这给了日本一个悔约的借口。所以，在签约不久，它便又搅起了一场改约风波。对于日本来说，这似乎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改约既可望攫取侵华权益，又会释西方列强之疑而讨好于它。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操办对日交涉的李鸿章辈来说，不免是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麻烦。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使团，又来到了李鸿章坐镇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鸿章接谈改约。事先，日方就相关事宜曾知照过清政府，故李鸿章有所准备。日使来到后，他先是以事务繁忙为托词，故意拖延与他们的直接接触，而让陈钦等人先行与之接触，意在窥其实底，好相机行事，力争主动。

迟至日使到来的9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15日这一天，李鸿章才安排与日使见面。会见时，柳原前光等呈递照会，又说明要求改约大旨。李鸿章先发制人，疾言厉色地诘责“约已议定，何可遽改”，说原约章程内，一再声明彼此一体信守，“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你们日本“不应蹈此不韪，遗笑西人”，并掷还其照会。日使则说，你所言极是正理，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愧，只是完不成使命回国无法销差，所以乞请将照会暂存。这显然是要以柔克刚的手法来继续争取。李鸿章还是坚决不允，日使只好说容下面与陈钦他们再行商议吧。

僵局持续了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日方见不能有根本性转机，只得要求“略予转圜”，以便使他们能及早回国交差。从日方此次要求改约的拟议要点看，一是要将《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上面已引录)去掉，以释西方国家之疑;另“欲取法于诸国互相常行条例”，待他们国家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相应修改与中国所订之约中不符的地方;《修好条规》的第十一条中关于对在对方口岸的商民禁带刀械的规定，不合日本习惯，要求删除，等等。据李鸿章向清廷的奏报中透露，关于《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当初之所以“议创”这一内容，实际是考虑日本距中国很近，西方国家来华通商，多取道日本横滨而至上海，日本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但有此条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既然有此“深意”，李鸿章自然是坚持不能轻易删除的。至于像刀械管制以及某些交往细节之类的事情，他觉得“无关轻重”，可以有通融的余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对日方透清实底，而是坚称“查两国初次定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无此办法”{1}。他表示无论如何须先行把双方“换约”(条约签订后，还需要双方政府正式批准认可，交换条约文本)的最后程序完成;之后，“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随时酌核商办，其万难允行者，断不能稍有更易”{2}。日使见当下改约无望，只得回国。

第二年，两国完成“换约”。中日两国之间最早签订的这组与“西约”独异的条约，终于在“法理”上生效。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册上，可以说留下了并不黯淡的难得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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