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常遇春到底有多喜欢 看看这张龙袍像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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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年七月，刚刚奔袭千里，攻破元上都开平的常遇春奉命班师南归，结果在行军至柳河川时突发重疾病逝，年仅40岁。
听到这个消息后，难以遏制悲痛心情的朱元璋甚至瘫倒在了龙椅上。他在祭奠常遇春的诏谕中写道：“开拓之功，遇春居七八”。可见，常遇春在朱元璋心中地位之高。
不过，即使如此，朱元璋之后的一个举动还是令人们感到有些惊愕。他下令，让宫廷画师为常遇春绘制了一幅身穿龙袍的全身像。
封建时代等级森严，称呼、服饰、宅邸都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皇帝专门让人绘制臣子穿龙袍的画像，不仅空前，更是绝后。这一事件实在是太匪夷所思，因此有不少人觉得，这一说法会不会是后世的谬传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常遇春的龙袍画像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根据记载，当时朱元璋下令要画师绘制的这幅龙袍像，被太祖悬挂于明朝功臣庙当中，名列功臣榜第二(徐达第一)。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常遇春之子常升特地请求朱元璋，让画师再依照原像又画了一张，当作传家之宝。
靖难之役中，常升战死，其妻子胡氏携龙袍像远逃至云南避难。这80多年里，画像依旧被常家严密珍藏，直到明孝宗大赦建文罪臣时，常家才再次携龙袍像出现。
在这之后，常家虽历经战乱，但一直小心保留这幅画像，不曾遗失。前些年，中大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明史专家吴晗等专家经过反复比对考证，认为这幅常家所藏的龙袍像，“即是开平王遇春公生前的真实面貌”。
也就是说，常遇春龙袍像一事并非后世虚构。
龙袍像的保存，为后世人们研究这段不同寻常的故事，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
从画中龙袍的样式上来看，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龙袍，龙袍并没有使用代表皇家的金色，而是用了明代官服常用的绯红色作为打底。因此，从形制上来看，它更加接近于明清特有的“蟒袍”。
所谓蟒袍，就是皇帝用来赏赐有功之臣的"赐服"，它上面绘制的图案和天子朝服上的龙纹特别相近，只不过蟒袍上所绘的蟒龙要比正牌金龙“少一爪”。如果不细究颜色，光从纹饰上分析，人们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
当然了，如果常遇春像里穿的是这种蟒服，那这件事也不至于被人们大书特书。画中常遇春所穿的龙袍，并不是红底四爪龙纹的蟒袍，它介于两者之间，虽是红底，但却是实打实的五爪金龙!
人们猜测，正是朱元璋的授意，画师们才会在画常遇春像时用这种高于蟒袍的特殊服饰。这也足以看出朱元璋对常遇春突然暴死的哀痛和惋惜。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重视常遇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像之前所说，常遇春对于明朝的建立，是有着居功至伟的开拓之功的。
早年间，常遇春只是乡间盗寇，但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开始，常遇春就开始崭露头角，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军事天赋。他曾说自己“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这也让他得了一个“常十万”的外号。事实证明，他的这句话并不是妄言。
1359年，常遇春以奇兵突击，攻克衢州，击溃元朝上万精锐;
之后，采石矶大战中以先锋姿态突入敌阵，帮助朱元璋击溃守军，攻占太平，次年再下集庆(即后来的应天府);
1360年，与驻守池州的徐达联合作战，在外围伏击陈友谅，将他逼得败走江州。第二年，又率领三万士兵配合冯国胜等人击破陈友谅数十万众，瓦解了后者对应天的猛烈攻势;
而在决定吴、汉两势力胜负的鄱阳湖决战中，常遇春不仅重伤陈友谅麾下大将张定边，又利用小船纵火不停给敌军制造混乱，还在朱元璋坐船搁浅的危机时刻，用简单粗暴却很有效的撞击方式帮助其脱困。
可以说，常遇春几乎参与了朱元璋开拓时期所有重要战役，这样一位“摧锋陷坚”的大将，又怎么能不让朱元璋重视。
陈友谅覆灭后，元朝对朱元璋阵营的威胁变得首当其冲。在攻取元大都、征讨陕西的历次战役中，常遇春一直是以副将军的身份与徐达配合。
常遇春、徐达，以及李文忠三人，可以说是朱元璋覆灭元朝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而他本人更是在覆灭元朝的战役中“尽瘁而终”，失去这样一个有功劳又有苦劳的将领，朱元璋如何能不心痛。
当然了，常遇春和徐达这位开国第一功臣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不过徐达死后，虽然同样享受到配享太庙，图留功臣庙等一系列待遇，但却再没有了龙袍绘像的殊荣，这其实也很耐人寻味。
有不少人猜测，朱元璋之所以在酬谢常遇春时有些用力过猛，也与当时的军事环境有关。
常遇春死时，北元虽然被明朝屡屡暴击，但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元顺帝、王保保等这些北元势力依旧活跃在宁夏、甘肃等地，可以说初生的明政权，随时有被侵扰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下大力气哀悼常遇春这样一位功臣良将，尤其是龙袍绘像这种有些逾制的行为，也可以起到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拼杀疆场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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