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解密：朱棣篡位后是如何迫害政敌的？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通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史料上明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原来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操持理学的业儒们一向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甚至探讨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谬问题。这种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的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人性必然趋向于隐忍、虚伪和做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可能被暂停，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理学对人之恶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坝崩溃，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的家族中流传。
大明以前，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除了屡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然采用的处罚，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刑罚，除了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儒者，事情就是这样的荒唐。这就是历史，丝毫不给我们的想象和逻辑留一点面子。
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刑罚的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下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打，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执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着色，毕生不会消失)、挑筋(斩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刷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原本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光地登上历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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