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并没有称王的能力，曹丕到底忌惮他什么？
说起三国时期曹操的几个儿子，曹丕曹植一直都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两个人。很多人都仰慕曹植曹子建的文采，尤其是一篇《洛神赋》，更是衍生出了无数版本的爱情故事。而在文采方面，曹丕虽然也有建树，不然就不会有“三曹”，但是相比曹植，可能还是差了一些。他们曾经都有希望成为继承人，但是最终还是曹丕胜了，尽管如此曹丕却一直都忌惮曹植，明明曹植更像是一个诗人，为什么曹丕还要忌惮他呢？
曹丕对曹植最忌惮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曹植的才华和文采。这些只是加分项而不是基本盘。曹丕对曹植最无法容忍的，是曹植对兵权的染指。
在接班人之争上，曹丕与曹植明争暗斗，互有输赢。司马门事件似乎是半决赛的决胜局：“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于涛先生指出，司马门是曹操重建洛阳城的宫禁之门，而洛阳城的重建完全仿照都城，这意味着曹操已经按照天子的配置为登基做营建。但曹植擅闯司马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对王权的僭越和预支，这将曹植内心深处的热望和浮躁都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使得曹操大为震怒，决定不再考虑曹植。这一局的输球，并不是因为曹丕的洪荒之力，而是因为曹植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
然而后来曹操竟然给曹植加了一场复活赛，那就是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年，曹仁于樊城被围，于禁被水淹七军之际，曹操任曹植为南中郎将，命其南下救援樊城。这样的任命意味深长：须知在此之前，曹丕曹植均没有接受过军事任命，都未曾接触过兵权。带兵打仗的一直是三子曹彰。而在吴蜀未灭，天下未定的情况之下，未来的曹氏政权也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保持其军人政府色彩。所以未来的君主，没有一定的军事履历是说不过去的，而没有战争中的领导经验和威望，也难以对吃重的武官集团形成控制力。
虽然王子中带兵的是曹彰，但他或许是因为综合素质不行，始终置身于储君之争之外。那么，在两个可能的接班人之间，谁先带兵，或者谁带过兵，意义就非同小可。曹植领兵的任命，一方面反映了曹操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或许已经转向了曹植一边，若让曹植立点战功，立储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即便领兵和接班不能划等号，曹植手中的兵权对未来的曹丕都无疑是一种威胁。有枪就是草头王——领兵的曹彰最终在曹丕那里不得好死，而曹植后来幸而不死，除了《七步诗》的煽情之外，或许也是因为曹植未掌兵权，威胁不大，因此因祸得福。
曹操对曹植的任命，也并非心血来潮。应该说，曹植一直充满建功立业的抱负，而曹操也知子莫如父，对曹植也是期望满满，一直寻找机会锻炼培养。曹植的名篇《杂诗》里，这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渴望溢于言表：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黄节先生在笺注此诗时，认为这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作：“《魏志》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操征孙权，使植留守邺都。植有是赋(指曹植《东征赋》)。此诗盖同时作也。操临行戒植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免哉？”应该说，这虽然没有让曹植直接带兵打仗，但这等于是让曹植监国。何况“典禁兵，卫官省”(《东征赋》)虽然不是直接打仗，但已然属于备战状态。善攻者必先善守。曹操为曹植设计的进步之途，也可谓循序渐进。
对于建安二十四年曹植南中郎将的受命，曹丕自然无法坐视。但曹植此时却没有进入竞技状态，反而吊儿郎当，了不设防。出征前夜，曹丕略施小计，以送行为名将曹植灌醉，让曹植在大军开拨前失期误事。这样一来，延误军情事小，曹植在大伙心中的印象大幅度跌分，特别是曹操，更是对这个扶不起的子建大失所望。曹植不仅丢掉了兵权，也丢掉了在将士中的威信。曹操即便依然疼爱这个孩子，也只能把疼爱往肚里咽。在政治世界，不老实的曹丕和不靠谱的曹植相较，不靠谱的危害对于国家还是大些。
到手的兵权拱手送人，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直到皇位尘埃落定，曹植依然没有放弃对兵权的追求。在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之际，曹植献上了一首自我批评的《责躬诗》：
于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伊予小子，恃宠骄盈，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堕，傲我皇使，犯我朝仪。国有典刑，我削我绌，将置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昊天罔极，性命不图，常惧颠沛，抱罪黄垆。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天启其衷，得会京畿，迟奉圣颜，如渴如饥。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
整首诗先叙述先父曹操的丰功伟绩，再做一番自我检讨。最终奏雅之际微露怀抱“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鉴于带兵的任城王曹彰之横死，曹植必定深知兵权乃是曹丕的敏感点。曹植只能将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稀释在大段大段的自我批评之中，而将带兵打仗的愿望也说成是将功折罪。虽然建功立业是最大的心愿，但自我保全，韬光养晦才是当务之急。内心的扭曲，关系的微妙，实在是难以言说。
然而隐微的说辞未必能保护诗人，同是诗人的曹丕对曹植的文字游戏恐怕一眼看穿。清人吴淇在评价此诗时说道：“魏武帝以子建才类己，几欲易太子。所以子建与文帝各竖党羽，而子建之党犹盛。然终于不济者，独以未得兵权故耳。武帝既没，文帝决无假以兵权之理。而乃屡请自试，且请之于罹罪之余，更深文帝之忌耳。”
曹植那篇著名的《求自试表》，乃是写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即曹丕去世，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曹丕的死对曹植来说或许意味着翻盘的可能。曹植将所有被压抑的诉求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镇卫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伏见先武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衂，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依然是当年“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的豪情壮志。(作者按：曹植诗文中对敌国的指代由“西南”到“吴越”，或与其活动范围有关。盖《杂诗》“西南”与“吴仇”并举时，曹植以临淄侯之爵守邺城，此既是曹操军事大本营，亦是东西之枢纽，故吴蜀同是敌国。而晚期作品专以“吴越”“吴会”“江湘”代敌国，或是因为曹植的封国采邑由临淄而安乡而鄄城直至雍丘，一直在魏国东南部徘徊，近吴而不近蜀。故曹植明志之诗，也是着眼当下，并非空洞抒情)然而曹植再一次明珠暗投。曹叡的凉薄不下于乃父，而平庸则过之。况且兵权的敏感性乃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不因人而有所改变。
千古风流，浪花淘尽。历史没有给曹植建功立业的机会，而我们也不知道带兵打仗和吟诗作赋对于曹植究竟哪个更好。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或许对于曹植的不公平，在历史上却是公平的。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想象历史，而只能理解历史、珍惜历史，包括珍惜每一个具体的人，珍惜他们的苦难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