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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大学者。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发表了《再论小屯与仰韶》(以下简称《再论》)。现在来看,文中的论点未必准确,实际上,后来他自己也修正了此文提出的看法。但是,《再论》一文的“破冰”及方法论意义,现在仍可说熠熠生辉。
一,徐先生的《再论》一文,从虞、夏民族的分布区域考证入手,进一步推测认为“小屯文化与仰韶文化分属于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文中梳理了夏民族西迁后的流变情况即北迁的匈奴为夏之后裔,另一支则南迁江南为越;且契丹、蒙古、女真、等,皆为夏族属国豕韦后人。
《再论》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赞为“揭开了夏文化研究的序幕”,“首次利用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研究夏文化”。李济先生,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在晚年,仍高度评价《再论》,称其对解决夏代传说与历史等中国古代史问题十分重要。二,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主的古史辨派发起“疑古辨伪之风,对上古史提出全面质疑。此派将上古史系统分解成碎片再加以组合,夏、商二代也在怀疑范围之内。
1925年7月,徐中舒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考试,以第四名被录取。其时,他曾受到顾颉刚等人观点影响。但入学后,因为炙学于王国维门下,最多时听他八门课程;同时又受梁启超、李济等学术及思想影响,使得徐先生全面接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观点。
《再论》一文,明显体现了与古史辨派一味“疑古”的区别他借助现代考古成果及民族学的结合以“证古”,重新解读支离破碎的上古史这是前所述及的《再论》的“破冰”及方法论意义。三,自《再论》之后,徐中舒先生仍然坚持了本诸考古资料和文献考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特别是更多地利用考古新材料研治古史。正由于他所凭依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而并不讳言自己以往观点的偏颇。
暮年,徐先生撰写了《夏史初曙》一文,回顾了自己历程,并总结了用考古材料结合民族史料来探索夏文化的方法。他说:“我研究古代史,过去总以所逢遇到的新史料如甲骨、金文等作为探索殷周史的依据,使旧文献再度得到地下资料的证明。同时,又以边裔民族史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这三方面研治古史虽有左右逢源之乐,究竟还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貌。”他认为,由于夏代历史无文字记录,梁启超所说“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这一观点是对的,因此,探讨夏文化只能依凭于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址。
此时,徐先生已经部分改变了自己认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的观点他认为,虞、夏起于仰韶,后来向南发展,“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闻北京大学邹衡同志在这方面已作了十年的探索,夏史已见曙光。至于夏王朝疆理所及,声教所及,到达些什么地方呢?这在旧文献中还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如果把这些记录稍加整理,并做系统说明还是非常有用的。”四,徐中舒先生的晚年,恰好赶上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的考古。无奈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使其无法亲自参加许多重要的发掘。但他对建国以来国家有计划、大范围进行的田野考古深感鼓舞和欣慰,他多次表示,河南、山西等遗址的考古,将大大有利于深入研究夏代历史。徐先生1991年去世,享年93岁。(徐旭生先生)
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夏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必须提到的两个重量级人物,是徐旭生先生和邹衡先生。徐旭生先生采用了与以往“都邑推定法”不尽相同甚至可说有本质区别的研究方法虽然也着重于特定区域考古遗存来研判夏文化,但重点放在“文化间的同异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确定何为夏文化,这个方法被称之为“文化比较法”,其有两个前提:一是对“夏墟”的准确判断;二是对“夏”及其他文化的正确比较。
关于“夏墟”,徐旭生先生认为:“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颖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邹衡先生)
邹衡先生是沿着徐旭生先生的思路继续前行的,他更侧重“夏”及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成果是《试论夏文化》和《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概言之,邹衡先生通过对相关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辨析出豫州之城二里头文化系统与冀州之域先商文化系统在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差别,得出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结论。
这是第一次在考古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夏文化的完整论述。不少学者同意,由徐旭生先生提出,由邹衡先生再积二十余年之力,最终完成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正式确立。(邹衡先生)
六,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说:“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这个话说的非常正确与商文化同时存在的,而又不是商文化的,不是夏文化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连考古队长许宏都不承认二里头是夏。其实,许宏是说没有绝对把握不能轻易认定二里头是夏都。可以看看他的《何以中国》,他对龙山文化发展的脉络,对登封王城的文化类型,对二里头不同于商文化等等,表述是非常清晰的。还有人会说,外国人不承认夏朝存在。对此,第一,即便外国人不承认,夏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就不存在了么?第二,邹衡先生和俞伟超先生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对夏文化的存在,可以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另外,曹定云、葛英会、李维明等学者,对二里头二期灰坑出土卜骨上“夏”字早期写法做过考证。
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的一个观点很值得重视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和过程,因此,“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要相信史学和考古工作者的专业、辛勤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