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湖北人为九头鸟呢?

如果要给楚文化以一种形象的象征标志，恐怕没有比“九头鸟”更合适的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道还有比这句俗语更形象，更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的吗？然而，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什么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不仅会挑逗起我们的强烈好奇心，而且对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楚文化的特殊性格，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人们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一则流行谚语的褒贬不一，理解各异，近年在《湖北日报》副刊上又有好几位作者对此各抒己见，颇为热闹。有一位原籍武汉的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也撰有《九头鸟传说》一文，此文长两万字，引述中国古典文献包括许多地方志中的材料近百条，对九头鸟这一俗谚的今古演变及社会文化内涵进行细密考评，原刊于《东方杂志》，后选入作者自编的《中国谣俗论丛》。近日重读此文，感到他不仅是引述资料最丰富，而且是论析明晰合理、令人信服的难得之作。介凡先生认为，九头鸟的传说，实脱胎于《楚辞》和《山海经》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载：“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桓，海水北住焉。有神九首，人而鸟身，名曰九凤。”这九头凤就是九头鸟的最早说法。也可以说九头鸟就起源於《山海经》中的九凤。凤本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九头凤就更加神奇了。《山海经》中不仅有九首之凤，还有九首或九尾之狐、羊、虎等等，而且在讲究阴阳和合的古代中国，九是阳数，寓吉祥神圣意味，所以九头鸟最初并不含妖气。关于九头鸟染上妖邪之气，在中国民俗中演变成招人厌恶的反面角色，是从汉代小说所载“周公居东，恶闻此鸟，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犹余九首”开始的，后来的《荆楚岁时记》、《酋阳杂俎》、《齐东野语》诛书的记述渲染而广为人知。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留下《鬼车诗》一首，对此有最为生动完整的记述：“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命庭率其属，弯弧陴遂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透，自从狗嗤一头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咻。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惊辄堕，有时余血下点呼，所遭之家家必破。我闻此语惊且疑，反祝疾飞无我祸，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细理莫详，占凶在人不在物，一去两头反为祥。……”这里讲，对九头鸟的仇视，是从春秋时曾被楚人战败的周公开始的。後来此鸟被天狗咬去一头一尾後，断头处血流不止，人们以为被血滴玷污即属不祥，於是九头鸟就成妖邪之物了。但欧阳修不信此说，而是主张“凶吉在人不在物”。由此可见妖由人生，同九头鸟的形态习性其实并无多大关系。以九头鸟象征人事，介凡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两例。一是同明代湖北人张居正为相有关。这里又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张居正为相时，大权在握，整顿吏治，声誉日增。患病时，各地官绅纷纷为之建醮，迹近铺张，事为九大御史前後参奏，而张之地位并未动摇，九大御史反为张居正一一整肃，因此当日民间便生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谣，以为九头鸟再厉害，也敌不过一个湖北佬。在这个说法九头鸟乃指九御史，并非湖北人。其二是说张居正在整顿朝政时，保荐了九位御史，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老乡，对贪官污吏严厉制裁，革新政风大有成效，那些受到整顿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因而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由此可以看出，这九头鸟的谣传，原是当日政敌散布出来以攻击张居正的。另一说是这句谚语出于清初满人对湖北人的诅恨。据有关史料记载，鄂之圻黄地区，曾据山岩拼死抗清。大局既定後，那些难忘故国的遗民，又拒绝同清廷合作，如有受清廷笼络所利用的，众所共弃；乃使满人为官湖北者，莫不恼恨交加。在无可奈何之下，因荆楚向有九头鸟传说，于是编造了这句谚语。後来武昌辛亥首义的成功，再次证实了这句谚语的活力。因而在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上刊出的诗作，高唱：“武昌一夕鸟飞鸣，满族政权难自保，九头徽号称鄂鸟，鄂人听了不烦恼。”至于在民间，这句九头鸟的俗谚还有另一层意味。介凡先生认为这同武汉作为一个南北水陆交通中心，所形成的外乡人同武汉本地人之间的隔阂有关。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民众的知识开发较早，在社会生活中竞争较多，在彼此交往中狡诈较多。武汉三镇以外的各省人往往讨厌他们，见而生畏。武汉又是湖北的代表，本来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武汉佬”，因武汉二字早期比较生疏，後来就变成湖北佬了。从这位深谙湖北风土人情的台湾学者的文章可以看出，九头鸟本是从楚人所崇拜的凤凰形象脱胎而来的，在中古时期才染上妖邪色彩进入民俗生活。明代以後，才把它和湖北人联络起来。但它并没有明确而稳定的含义，有时用以象征湖北人的丰富智慧和对邪恶强暴势力的强有力抗争，有时则用以嘲讽在人际交往中的狡诈。这些含义和用法都是历史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天也就没有必要就九头鸟本身确定一个或正或反的固定解释。随著湖北人地方性格及其历史地位的丰富发展，九头鸟这句俗谚自然也会具有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