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哪一个更久远、更具有中华文明的代表性？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瓶窑镇，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距今5300-4000年左右。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5000-6000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
相对而言，红山文化比良渚文化更加久远一些。
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的国家起源发展阶段是：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并认为红山文化己经进入古国阶段，而良渚文化则进入方国阶段。良渚文化相对而言则处于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都为新石器晚期的著名文化，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礼制文明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难说哪种文化更具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它们分别位于南北方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相对而言良渚文化则处于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
红山出土的王者玉龟与中原的甲骨文是什么关系？
红山牛河梁五号地区中心大墓出土的那两只玉龟，让人想起了关于“黄帝天鼋”的说法。据考证，这两只玉龟为一公一母，把母的放到公龟身上，放上去就掉下来，而把公龟放到母龟身上，立时稳住不动。考古工作者经仔细观察发现，公龟身下有一个极不明显的凹陷，不用仪器根本看不出来，正是这个凹陷卡在了母龟的龟甲上。从这个精心设计的凹陷不难看出，红山先民在玉的制作与设计上是煞费苦心的，也是颇具匠心的，既有高精的技术，也有丰富的文化含量。
《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公龟母龟摞起来使用的方法，体现了上阳下阴，正是“少阳”之象。中国的《易经》正是阳符号与阴符号摞起来使用的。也就是说，正是阳爻、阴爻的不同组合，形成了易经的基本体系。
远古时代，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有的还不止一个，像黄帝部落的图腾就有五个。红山牛河梁作为顶级会盟中心，自然是各种图腾集结之地，这在红山牛河梁出土的玉器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也许正是因为图腾的关系，玉也就逐渐脱离了工具的性质，从而被神化，被信仰，被崇拜，被转化成了神器，变成了一种人与天地勾通的神器。牛河梁的诸多积石冢中，出土了很多玉器，让人惊讶的是，这些玉器，并非胡乱摆放的，而且显然都代表着什么，有的是凤，有的是龙，有的是神龟。最让人关注的是勾云形玉佩，都摆放在人的特殊位置，古人称这些位置为“窍”，称这些位置可以通神。如此看来，红山玉已不仅仅是玉，它承载着复杂深奥的远古文化信息，有灵气，会说话，是神秘的历史符号。
红山玉器与象形文字的神秘关系
甲骨文中的“我”就是勾云形玉器的样子。这些先人把勾云形玉器摆在胸前，就是在强调，这就是“我”，我就是王权！
经多位考古专家和红山文化研究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认定：“红山牛河梁玉器就是中国象形文字的原始码。”
红山先民通过玉器的不同形状将大自然间的万事万物记录下来，抽象地在玉器上凿磨出来，因而玉器上面承载着人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识。玉不仅仅是一种器皿、一种物质，更是一种精神符号的象征。部落大首领们死后，人们将玉和他埋葬在一起，这是否传递了某些讯息呢？
在牛河梁的积石冢中，勾云形玉器都放在遗骨的“窍”的位置。除了通神的说法外，还有没有别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勾云形玉器摆放在这个部位，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中的“我”就是勾云形玉器的样子。这些先人把勾云形玉器摆在胸前，就是在宣布，在强调，这就是“我”，我就是王权！
其他的红山文化研究专家，也指出红山玉与中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关系。如“黄”字的甲骨文就是一个人胸前配着一块大玉。还有的人说，“巫”字的甲骨文就像一个双手握着两块玉器的人。
学者们的推测并非望风捕影，既然玉器在古人的生活中这么重要，创造文字时自然不能无视她的存在，根据人们佩玉和使用玉的现象创造出一些描摹实物的文字，完全是有可能的。
最近有人考证，红山玉器对文字的影响甚至到了中国台湾地区。台湾新石器时代高山族人古文字中的“巫”字，就是红山玉器中勾云形玉佩的形状。
当然红山玉器所传承和隐含的中华远古文明，以及红山玉器和中国文字起源的神秘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考证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