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视。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