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文化发展历程
代晋商之所以会表现平庸，山西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晋商的观念还没有转移到与当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在对明清晋商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界也过多地强调了明清晋商勤劳朴实、管理严格等等优点，并使其成为一个压在当代晋商心头的一座大山，使当代晋商望高山而仰止，油然生出一种自卑感，直接影响了当代晋商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明清晋商当时将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做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是因为习惯的作用和现实环境的压力。那么，在市场决定国之贫富、省之贫富、人之贫富的今天，当代晋商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走明清晋商的老路，当代晋商为什么还会把这种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方法当成康庄大道呢。这其中既有文化积习的作用，更有理论界的误导作用。清末明初，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人物渠本翘，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力劝同仁顺应潮流，改票号为银行，挽颓局于复兴。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的原因，渠本翘的泣血之呼换来的是同行们的笑骂。等到同行们认识到渠本翘的话是正确的时候，明清晋商已无力回天，终于有了山西票号的大溃退，明清晋商最后一道防线的大崩溃。当代晋商中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位本应该让山西人牢记住的革新人物，当代晋商中也很少有人潜心研究过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当代晋商表现平庸的深层次原因。这其中有当代晋商们的责任，更有山西理论界的责任。山西理论界自身同样存在的严重的媚事威权的思维定势，再加之因时势变化带来的心躁情急、急功近利的公共心态对山西理论界的影响，山西理论界没有挑起引导当代晋商正确认识自己，认知祖先，了解经济发展趋势的重任。当代晋商没有取得应有的业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辉煌，源于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当代晋商所以会表现平庸，则是因为继承了明清山西人的思维定势的当代晋商，面对的已经不是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因为当代晋商的素质低于老祖宗。明白了这个道理，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就当代晋商而言，要想接续祖先的辉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出媚事威权的怪圈，走出注重人事的死胡同，走出轻视资本的沼泽，把眼光伸向深邃奇妙、紧张激烈的山西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把精力集中到研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上去。当代晋商如此做了，再现先祖辉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822年，清末的文化思想家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的龚自珍，在其构意冽辣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曾经建议将城市中的无业人员西迁，使之成为有屋有业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有两个地方的人不用考虑西迁问题，一是江浙一带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软，耐不住长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涉，毋庸议。”现在，这位伟大的文化思想家所言及的“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不过，笔者仍然满怀信心期望着，也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以潜力产品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启动，给笔者和所有的山西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战略决策如果实施成功，山西省力将会大大增强，距山西重归“海内最富”的距离自然会缩短很多。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决策，山西要想再成为“海内最富”，仍然要靠当代晋商的奋力拼争。在此文末，笔者要向当代晋商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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