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的启示

我看儒家和道家哲学差异与互补【转】人生哲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就其内涵而言，古今中西标准不尽而一，甚至大相径庭。而作为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古代传统儒道人生哲学更是博大精深，交相辉映：其主流的内圣而外王的人格观，执有而空无的境界观，善死善终的生死观以及安贫而乐道修养观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中国古人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入思考和不懈的求索。在某种意义它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闪现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睿智。提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又是贵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两大主流－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它们都曾一度为帝王所推崇，成为独有的统治哲学，而且也是千百年来左右中国文人仕宦或出入庙堂或隐于山林的动力要素，二者迥异成趣，又能相通互补。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动着民族精神的演进，从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阳刚与阴柔儒道两家的外在特征，可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范畴“阴阳”来加以概括。儒家学说具有阳刚的特征，道家学说具有阴柔的特征。儒家代表作《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儒家所主张的人生态度，也是其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实际上，儒家的大同理想，内圣外王之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张，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无不反映出刚健有为、奋进不止的精神。这种阳刚进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宋儒欧阳修做学问，抓紧时间，枕上、厕上、马上皆充分利用，代表的是士大夫心理。可以说，这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世俗化或大众化。道家则是另一番景象。它要清心寡欲，见素抱朴，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欣赏的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它主张无知、无为、无欲、不争，它贵柔、守雌、主静，不象儒家心中充满“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为人生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不息，而是纯任自然，抿灭主体能力，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致胜。道家思想反映在封建社会的失意知识分子身上，便是陶渊明式的“吾生梦幻间，何世绁尘羁”(《饮酒》)，这是封建社会中相当典型的失意文人的心态，或者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通过对恬淡生活的追求来自娱，来保持品节，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相通。二、进取与退守儒家“阳刚”、道家“阴柔”的外在特征，实际上是以其人生态度的进退为据的。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入世的。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成为志土仁人，就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即时时事事处处以实践伦理道德为指归。孟子坚信人能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能尽心、知性、知天，用自己的学说积极影响君主，使其仁政学说泽被天下。董仲舒穷神竭思，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是为了替汉武帝“持一统”服务，为地主阶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理想效力。宋代理学家更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标榜，将强烈的主体意识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更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结晶。道家人生态度与儒家迥然相异。他们睥睨万物，“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庄子德充符》)。他们齐是非、齐万物，“游乎尘埃之外”(《庄子齐物论》)，要做超脱人世的圣人、神人、真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对人的种种压抑，但又不敢也无力去改变其消极退守的人生态度。在人生失意之后，最合适的居处便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在这个执著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皮：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落寞的隐士。正因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而由于二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围，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正是“穷独达兼”的心理框架的显现。如果说，一种文化的活力和发达，是以它定型时期的理论思想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前提的，那么，先秦时期庄子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构成的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发挥，奠定了最早的精神基础。儒道两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政治取向上，前者倾心于庙堂，后者钟情于山林。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的集中表现，是心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参政。孟子曾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宋代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有点群众观念，但仍是以在朝廷做官为依托的。总之，终封建社会之世，儒者们无不以天子垂询，身居高位为荣与儒家相反，道家倒是“淡化当官心理”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山水派诗人，奉行是道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以蟒袍加身为自然本性的丧失。建安七子中嵇康就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严格地说，山林与庙堂，在封建社会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真要当隐土的，毕竟是极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在失意时借道家学说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心灵创伤的慰藉而已。可以说，他们在台上(庙堂、朝廷)时，是儒家；在台下(山林、江湖)时，是道家。这也就是儒道何以会“互补”，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何以会长期共存并繁荣发展的原因。三、恒常与变动在社会历史和人生历程的发展方面，儒道两家的眼光也大不相同。儒家看到的是稳态的东西，是“经”，是“常”。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意义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面，他们看到的是“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有变动，也只是属于不可动摇的“常”的补充而已。在人生意义和价值方面，儒家看到并希望的，是通过主体努力，使个人的价值在整体利益的实现中得以体现，并由此将自己的功业融入历史文化的积累中，从而求得精神上的永恒。他们以仁的实现为己任，“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居敬穷理”，抑制“人心”，弘扬“道心”，最终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生有其恒定的内在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会因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不同而变化，而消失。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没有质的稳定性。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变化不已，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当然，他们也认为有恒定的东西，这恒定的东西便是“无终始”的“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可悲的是，道家愈是标榜“道”的永恒性和绝对性，便愈觉人世之短暂和相对性，从而愈是抱一种“游世”的态度。这刚好与儒家人生哲学的思维趋向相映成趣。儒道人生哲学的差异和互补，迥异成趣，交相辉映，以其博大精深将永远闪耀在中国传统哲学灿烂的文化星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