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对后来的中国人造成了多大影响？
第一，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
显然，“一念发动处”便是“行”，所以，意念也就是“行”，而“不善的念”便是指人的私欲之念，人人都有良知，但由于人人生存在世，有这样那样的欲望，私欲之念是不可避免的，而它遮蔽了良知，所以，必须及时消除，特别是要在“发动处有不善”时，立刻消除，如此，才能使“良知”这一心之本体得以恢复。
第二，这一消除的过程其实已经是“行”了，因而，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当然，二者既有区别，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他批评那些将知行二者相隔离的（似乎是暗指朱熹的“知先行后”），认为是错误的，他要对症下药来治这毛病。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他还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传习录》）
第三，知行关系，其实有三层涵义：其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割裂，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可分离。其二，知是行的出发点，是用以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已在行中；行是知的归宿，是知的实现，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明察知在起作用。其三，知行工夫统一的目的，就是去除“不善的念”，使心恢复善性，所以，知行统一的本质是“致良知”，因为“知”实即是“吾心良知之天理”，其“行”实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知行合一”其实是“致良知”这一功夫的两个环节，是一致的行动。
第四，王阳明把知行合一统一起来，并于”致良知“联系起来论述，这彻底否定了朱熹等理学家“知先行后”的观点，同时，把知行合一看成是心灵活动，而不是心外之理，这对于提升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除理学对人性压抑的积极理论意义。
第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并不仅限于心性修养或道德实践方面，而是还要见诸于政治事功方面。他把践行“知行合一”也看成是“知行合一”所倡导的内容，他说：“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参看《传习录》）这“事为”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王阳明所指的是明德亲民的政治追求和政治实践。在王阳明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明明德”包括“亲民”，因为“亲民”的核心道德便是“仁”。他还说:“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显而易见，王阳明强调“亲民”乃“明德”之举，是“明明德”核心内容，而“仁”也正是《孟子》中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基本含义。这对于明以后的政治哲学观念影响很大。
第六，知行合一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特征，古代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知行合一，包括儒家“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在内的一些主张，其实就是强调知行合一，在知行合一问题上，王阳明对于“合”的论述是最彻底的哲学观点。当然，他所论的“合”过分强大了“行中心的因素的作用，有主观主义的浓厚色彩，但其”心学“对于知行关系问题的探索仍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王明阳作为一个思想家，我们首先就要明确的是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然后再去通过他的生平来验证或是体会。明阳学，作为明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影响甚至已经不再局限于我们眼中的中国，甚至是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地区都受到了王明阳思想的洗礼。其实它的本质还是可以追溯到孔孟的儒学。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哲学理论,它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