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人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丢了性命，你对清代的文字狱有何看法？
满清在入关前，是一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得到了天下后，是非常的不自信，所以，满清实行了杀戮政策，杀戮之后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这一政策，就是直接使满清与世界彻底脱轨，无法接触到西方世界工业变迁的洪流，使原本处于世界巅峰的国家逐渐沦为侵略者们眼中的一块肥肉。可以这样说，后来发生的打着各种旗号的侵略战争，以及让满清所有尊严扫地的各项条款，都与“康乾盛世”遗留下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自信原本是一个强国君主的必备素质，可是，当过度自信直至变成自负后，统治者的目光就此停滞不前，直接造成了闭锁政策的推行。
康熙之后，国家愈发稳定，雍正、乾隆两朝逐渐瞄准了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目前能够撼动政权的只有这些“有气节”的文化人，所以，不惜施行“文字狱”整顿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无数有骨气的读书人死在屠刀之下，文化人才越来越少，官场越来越昏腐，满清朝廷很难再补充“新鲜血液”，反而混进来无数趋时附势的官员，使得此时的大清朝逐渐陷入封建思想独断朝纲的恶性循环中。
其实，中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在康熙亲政前，对于朝廷里的大小事务始终无法插手，可康熙始终从旁蓄势待发，康熙八年皇帝亲政后对朝中事务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场“新皇上任”的三把火中，康熙特别调整了对汉族文人的约束，防止由于“文字狱”泛滥导致人才流失。从康熙亲政后四十年间，仅发生过一起有关“文字狱”的案件。可以说，康熙统治期间文学界是很轻松自由的，许多前朝遗臣甚至在这一时期着手编撰明朝旧史，其中，有些作品中用到了“夷狄”、“异类”等词。康熙并未当回事，甚至，还进一步放宽“文字狱”的标准：但凡古刻文卷，里面出现现在的国讳不要禁止，里面出现清、明、夷、虏等字的时候无须避讳。康熙统治时期发生的大规模“文字狱”案，基本都是文人之间互相栽赃陷害所致。
雍正登基后，对知识分子的管制开始变得严格，“文字狱”案件的发生也逐年增加。在年羹尧将军被雍正赐死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两起“文字狱”案件，两位涉案者全都是年羹尧一派的余党。钱名世和汪景祺二人就这样成了“文字狱”罪犯的典型，雍正借此机会给全国各地的文人一个威慑，并开始着手搞一场全国文人的“洗牌”运动。
由于雍正对待文人的口碑太差，乾隆登基后曾试图改善满清统治者在文人圈中的形象，全国文禁被放松了十余年。可是，在乾隆十六年后，卢鲁生和刘时达伪造孙嘉淦奏章一案事发，原本这两位涉案者，伪造奏章的目的是阻止乾隆南巡，毕竟，皇帝老儿南巡太过劳民伤财了。可乾隆并不这么想，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伪造奏章可是犯上欺君的大罪。最终，乾隆一路调查下去，竟然发现全国各地都有这份伪造品的传阅，乾隆终于明白自己南巡的举动是多不得民心，所以，也不好意思继续彻查下去，最终将两名主要涉案者处斩，草草了事。虽然，解决了两个伪造奏章的小官，但这份假奏章能够传遍全国背后肯定有幕后推手存在，这个幕后推手才是乾隆心中的大患。此时，多疑的乾隆最终重新制定文禁，大兴“文字狱”，打算揪出所有反清文人。在乾隆铲除鄂尔泰党羽的过程中，更是将文禁玩转的极为顺手，以《坚磨生诗抄》一书斩掉了胡忠藻的脑袋，又开始借一首《塞上吟》逼得鄂昌自杀，使鄂尔泰势力瞬间垮台。据有关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起案件的案犯被满门抄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由此可见，康乾盛世中的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统治期间，君主专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文人的生存空间一度降低，雍乾二帝这种缄万民之口的手段，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摧残，对中国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