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聊一下唐朝藩镇的由来。在唐朝建立的初期,一直沿用府兵制度。府兵有点西方骑士的味道,府兵们拥有自己的耕地,而且不需要缴纳赋税。在爆发战争之后,府兵们集结开赴战场。在唐朝的初期,现在规模比较小,而且时间短,府兵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唐朝的崛起,疆域空前的扩大,面对的强敌则越来越多,例如契丹、突厥、吐蕃等等。
由于强敌环绕,唐朝必须在边境上驻扎大量的军队。久而久之,府兵家乡的耕地基本上荒废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府兵的伤亡严重,唐朝需要补充府兵的缺口。面对强敌入侵,一个州府的兵力根本就不够,唐朝需要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在唐玄宗时期,唐朝开始采用募兵制,同时设立了10位节度使。为了方便节度使管理,唐朝把财政使用权和地方人事任免权都交给了节度使。节度使控制了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这就成了藩镇。
对于唐朝中央来说,不是不知道节度使的威胁。但是,在那个时候,节度使是抵御各地强敌的唯一办法。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考虑削弱节度使的权力,但没有选择撤销节度使。节度使对中央有威胁,同时也拱卫了中央的安全。在唐朝的后期,为了抗力吐蕃军队的进攻,唐朝皇帝命令各个地区的节度使派兵。当时,就连一直和朝廷对抗的河北三镇也派遣了两万军队。所以说,藩镇对唐朝的统治有害,但不可或缺。
唐代藩镇或称方镇始于唐玄宗年间。
其时代背景是唐帝国西部及西南部受到吐蕃的军事压力,北部边境突厥人又重新崛起,东北部的契丹、奚、室韦、等部族也开始经常袭扰边境。而随着唐帝国疆土的扩大,边防线和战线也越来越长。比如著名的怛罗斯之战,高仙芝的安西都护府军队,都远征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了。
因此为了对外作战军队部署和后勤补给的便利,唐帝国就在边疆设立一些常驻军区,驻扎大量军队,这就是藩镇的缘起。而为了方便指挥这些军队,就需要有将领长期统帅这些部队,这就是节度使的缘起。
藩镇与节度使是相辅相成的。节度使是藩镇的统帅,而藩镇是节度使所辖的地区与军队。
应该说,藩镇与节度使制度一开始是有好处的,将领和士兵相互熟悉,军队也不需要来回调动和奔波,遇到战事,军队的反应也快。这些都有利于唐帝国的对外作战,比如与吐蕃的多年鏖战,对安西的收复,征讨小勃律,唐帝国的兵锋都远至克什米尔地区。
然而,军事指挥是一个追求高效的事情。为了追求藩镇军事行动的高效,权力必然会向藩镇统帅,也就是节度使集中。这其中不光包括军事指挥权,还有司法权、民政权、人事权、财政权还有监察权等等。比如开元二十年(732年),幽州节度使开始兼领河北采访处置使。之后,节度使兼任兼任其所辖藩镇利的经略、支度、营田、转运、监牧诸使。
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在唐玄宗早期,节度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穷兵黩武和妄开边衅,因为节度使主要靠军功升迁与获得赏赐。当然这个是上行下效的事情,史载,“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这些不必要的对外作战,消耗了唐帝国的国力。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藩镇军队慢慢的变成了节度使的私兵。比如欧阳修就曾说,“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
以上问题发展到最后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了。
至于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不撤除“藩镇”?这就是有心无力的问题了。权力放下去,想收回就难了!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史之乱平定的不彻底。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任首领史朝义,被唐军击败,于林中自缢死。但唐军已经无力彻底消灭安史叛军的玉不了。因为,由于河西、陇右等军被大量抽调,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党项趁机入侵。于是唐帝国只能承认现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于是,安史叛军的余党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等人,得以“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此后,唐帝国只能予以承认,于广德元年(763年)正式下诏分割河北诸州,并先后以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朔故事”。
河朔既然强大又桀骜不驯,为了防备新的安史之乱。于是唐帝国又不得在河朔周边设立防线,设置藩镇,“尽宿厚兵,以塞虏冲”。结果后建立的藩镇逐渐也开始桀骜不驯起来。可以说,唐帝国后一百年的一直想削藩,但一直没有真正彻底成功。最后经过一百年的博弈,唐帝国的中央和藩镇形成了一种均势关系,“夫弱唐者,诸候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直到最后,黄巢大起义打破了这种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