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

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阴阳家邹衍、邹，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