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谁主持进行的（欧阳修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

《岳阳楼记》

很多人都对《岳阳楼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该篇文章的第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更是耳熟能详。

实际上在庆历初年时还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庆历三年开始了。

岳阳楼

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起北宋帝国以来，北宋就以惊人的速度快速走向繁荣。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帝国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帝国内部冗官过多，每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预算，使宋廷财政逐渐恶化。与此同时，北宋帝国的外部环境也非常恶劣，时刻都有着被侵略的风险。

在这种大背景下，以范仲淹为首的文臣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宋仁宗递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作为改革运动的总纲领。宋帝深思熟虑之后，决议让范仲淹总揽改革事宜，庆历新政随即展开。

改革总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重文轻武政策的施行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

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起北宋帝国开始，北宋就一直以重文轻武为国策，不断压制武将集团的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赵匡胤"得国不正"。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辞世，留下了少帝周恭帝继承后周帝国。此时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一职的赵匡胤便心生反意，以契丹南下为借口率兵离开京师。

随后赵匡胤暗中授意部下将黄袍披在自己的身上，发动了陈桥兵变，随即回师攻入后周都城开封府，逼迫皇帝禅位于自己。

后周末代皇帝柴宗训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开封府为都，宣布建立起大宋帝国（北宋），后周的历史也就自此结束了。无论赵匡胤为自己寻找什么借口，他确确实实是依靠兵变才夺取的政权，和叛臣没有任何区别。

在其开国后不久，赵匡胤就担心自己的部下会效仿自己当年的行径，以同样的方式颠覆宋帝的统治，故而先后出台一系列手段削弱武将兵权，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杯酒释兵权。

即便是已经削弱了武将的兵权，使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中央，但宋帝依然不满足于此。为此，宋帝特地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和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并再次削弱武将的地位。

即便是同等级的官员，文臣的地位也要高出武将。虽然武将集团对此十分不满，但兵权已经被皇帝尽数收缴，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接受现实。

从这里来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剥夺武将兵权的做法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与此同时，使兵权集中于皇帝一身也可以有效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和平时期通常都是将军政大权分离开来的。

也就是说，地方设立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二人互不统属，互相牵制。而一般在内忧外患出现的时候，皇帝通常会根据时势来加授地方官员的权力，比如设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都督等官职。

久而久之，地方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员就很有可能割据自立，使帝国分裂，这是历代皇帝所不想看到的结果。

对此，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的张俊英、邹璇在《近60年来庆历新政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曾经提到：

"北宋统治者强干弱枝的政策在有效防止藩镇割据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却造成了终其一代都未能解决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并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率先进行了改革的尝试。"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北宋的重文轻武和军权收归于中央的政策在给帝国带来了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然而当时的北宋帝国不可能在地方不设立任何的武装力量，尤其是边境地区。

但为了执行削弱武将集团势力的国策，宋廷则在边关和帝国内部除中心地带的其他地区部署了大量战斗力极弱的老弱残兵。

为此，范仲淹提出应当重新建立府兵制，并招募府兵来维持地方的武备力量。不过建立府兵制就必须要扩大当时的军队规模，这让财政状况本就不容乐观的宋廷很难接受。

于是范仲淹对这一改革措施进行了修改，使这些被新招募而来的府兵每年只花费一个季度进行武艺的修习，而其他时间则依旧回到土地上耕作。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有一点类似征兵制和军屯制的结合体。

北宋士兵雕像

在笔者看来，范仲淹此举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妥协意味。

首先，建立府兵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北宋国防力量衰弱的现状，因为造成这一原因的正是先前赵匡胤所制定下的国策。

宋廷将全国的精锐力量全部集中在了中央禁军之中，并以此来震慑地方。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禁军常常无法及时赶到战场前线并错失有利战机。

如果不能够在地方直接设立常备军，那么国防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而范仲淹之所以如此，想来也是不想与所谓的"祖制"发生冲突，否则必然会遭到皇帝乃至其他同僚的强烈反对。

但可惜的是，他的这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依然没有得到认可，最终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也就是说，北宋的国防力量并没有在庆历新政之后得到任何改善。

北宋军队的军服

冗官现象十分严重，徒耗帝国财政储备

宋仁宗继位为帝后，北宋境内的冗官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也与宋初所制定下的重文轻武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为了牵制武将集团的势力，历代宋帝都着重于强化文官集团的力量，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官集团的权势快速膨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帝意识到文官集团也很有可能成为威胁皇权统治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为了巩固统治和强化对权力的监控，宋帝采取了一职设多官的办法来分散权力。

举个例子来说，通常地方的行政长官都为一人，但宋廷为了避免行政长官大权独揽的情况出现，同时设立了四个地位和权力平行的行政长官。

如此，在办理地方行政事务时，常常会因长官数量的过多而导致相互掣肘的情况出现，毕竟凡事都能够得到四人一致同意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壁画中的宋朝官员

与此同时，冗官现象的出现无疑也给帝国财政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先前宋廷只需要支付一倍的俸禄，而现在则需要支付四倍的俸禄，国家财政支出至少向上翻了四倍。

而对于一些重要职位，宋廷还设立了更多的平行长官，自然会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对此，《续资治通鉴·宋纪》中曾有相关记载：

"自建隆以来，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

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

吏员亦众，佛、老、塞外，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日，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帝国财政还处于非常健康的状态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北宋初年之时，冗官现象还并没有出现，帝国的财政状况还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之中。

不仅国库丰盈，百姓手中掌握的财富也很丰厚，大有一副盛世模样。

但到了此时，由于冗官现象日益严重，几代宋帝所储备的财富都几乎已经消耗殆尽，整个帝国都陷入了财政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提出要求对科举选拔的人才数量进行限制，减少并停止对行政系统输入新鲜血液。

与此同时，对当前行政系统内的官僚进行裁减，具体方式为对政绩的考核。

对于那些政绩卓越、爱民如子的官员，朝廷应当予以提拔；而对于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和有罪过的官员，则予以裁撤。

通过科举制，人人都有可能登上高位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提出要废止任子制度。

所谓任子制度，是指官职在学士以上的官员可以提拔家族子弟进入政坛之中为官，这不仅容易导致结党营私的情况出现，也加速了冗官的形成。

范仲淹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北宋冗官现象形成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科举选拔的人才过多和任子制度的推行。

不过，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意识到了形成冗官现象的本质原因。

如果他意识到其本质原因是北宋初年开始就制定下的重文轻武和多人分权的国策所导致的话。

那么他的种种改革举动也都是为了绕过问题的本质，避免和皇帝发生直接的冲突，从而采取的一种折中改革办法。

所以说，范仲淹的行政改革只是暂时缓解了冗官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如果大批量裁撤冗官，将权利集中在少数官员的手中，这又违背了宋帝分权的初衷，必然不会得到皇帝的同意。

不过即便如此，范仲淹的行政改革依旧受到了官僚集团的强烈阻挠，尤其是他主张废除任子制度，更是为后来改革失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北宋官制示意图

百姓负担日益加重，起义事件层出不穷

上文已经提到，到了宋仁宗一朝时，北宋帝国内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手中能够掌握的财富数量已经较北宋开国初期大为减少。

宋廷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不断向百姓施加更多的赋税，使百姓的负担愈来愈沉重。

然而即便如此，北宋的财政状况也并没有因赋税的增加而转好，反而依旧处于逐渐恶化的趋势之中。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金全在《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一文中提到了改革前的北宋农业和经济现状：

"由于不重农桑，引起价格上涨，'粟帛常贵'。比如浙江诸路，岁籴米六百万石，其所籴之价与辇运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文。

是时浙江米价每石六七百文，甚至高达一贯文，这较之五代群雄争霸之时，其贵十倍。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农桑毁了，民不得不困，国不得不虚。

国家虽然立了劝农桑的法令，但得不到贯彻执行，所谓劝课之方，有名无实。"

宋仁宗赵祯画像

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提出应当减轻百姓的赋税，效仿西汉初年汉皇无为而治的政策与民休息。

当百姓手中的财富多了起来，生活条件才能有所改善，而朝廷的税收也自然会不断增长。

同时结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范仲淹指出应当以朝廷的名义颁旨奖励农业的发展。

实际上是为了让皇帝和朝廷更加关注农业的发展，毕竟北宋一直有着奖励农桑的政策，只是一直未能有效实行而已。

在笔者看来，范仲淹提出的"重农桑"背后还有着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让封建统治者多多关注帝国当前正在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几乎都难逃这一魔咒，总是被土地兼并所困扰。

然而土地兼并不仅于国于民都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使国家的税收下降、百姓的生活条件每日愈下，最终失去土地失去生计的百姓才会发动起义。

提前遏制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或发展，不仅能够稳定社会秩序，还能提升北宋封建统治者对帝国统治的稳定性。

庆历年间所使用的货币庆历重宝

在对农业和经济进行改革时，范仲淹并没有只重农业而轻商业，这是非常难得的。

绝大多数的封建王朝在进行经济改革时，通常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改革手段，这无疑对商业的发展是一种阻碍，也会导致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缺陷。

虽然范仲淹并没有提出应当对商业进行改革，刺激商业的发展，仅仅提出了应当将改革重心放在农业发展上。

但他只要没有对商业采取打压的态势，这就足以对北宋产生很多积极的影响。

北宋名臣范仲淹

结语

从表面上看，庆历新政应当是成功的。

至少范仲淹确实意识到了帝国内部现存的矛盾发生在哪里，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去改良现状，但是他的改革计划却触动到了官僚阶级的利益。

范仲淹所推行的废除任子运动，无疑是与整个官僚阶级站在了对立面。

一旦这项改革措施真的予以实施，那么这些官员的官位和权力必然受到巨大影响。

不仅影响到个人利益，还影响到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这如何能够让官僚集团所接受？

所以官僚集团成为反对庆历新政的主要力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在宋帝看来，和其他问题比起来，稳定自己的统治才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缓解范仲淹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宋帝还是未能彻底废止任子制度，而是提高了任子制度的使用条件。

而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们，则依旧沿用被修改之前的任子制度。

如此，改革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帝国内部的矛盾，还给官僚集团的反扑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和理由。

可惜的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仅仅持续了三年就宣告结束了。

庆历五年，宋帝承受不住来自百官的压力，只好罢免其官位，贬出京师以缓解朝堂上下的矛盾和紧张气氛。

不到两个月，改革派的所有成员全部被逐出京师，随后宋帝便公开宣布恢复旧制。

至此，庆历新政中所获得的成果全部烟消云散，北宋帝国又重新回到了颓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