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西方的形式逻辑主要是基于数学式的形而上学（凭空的推理），而中国的逻辑是基于一种实用的功利思想，用来辩论和揣摩他人的意图，进一步说服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西方人对逻辑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获得真理，而中国对逻辑的研究则主要以实用为目的。西方形式逻辑的特征就是必须遵循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而现实中很多事物并不满足以上规律，而是模棱两可的，混沌不清的，因此中国的逻辑不存在命题的同一律，一个命题的解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景进行变通更多的是主观的。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满不满意。注释同一律：对命题进行一个单一的定义，不能有其他的解释，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模棱两可。矛盾律：两个矛盾命题不可同时为真，也不可同时为假。排中律：命题只有真和假两个结论，不能有第三个结论。

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中西方法律的差异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北美及受其影响的地区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与法治、义务与权利、对法律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将从以下几点来阐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一、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和适应物，是随经济的需要产生并发展的。（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由此决定了人们的活动主要囿于家族、地域、亲缘的有限空间内，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节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即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正式以宗法血缘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国家。国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君为臣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最高准则。这是调节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在调节社会关系上，不论是家庭之间还是国家调整上，他们会更亲近于伦理社会规范而对法律没有亲近感。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由，社会所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的根源。同时，这种依附关系，这种服从和听命也包含着其实强调的就是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人没有独立性也就谈不上权利。（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经济历史，商品经济是与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分工就意味着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各自需要必须与其他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进行交换，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为了使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则来强制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从另一方面来看，商品经济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人具有了独立性。每个人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容许他人的干涉。在市场经济中没人人都想发挥个人的主体作用以满足个人利益。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需求，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利益交换的进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倾向需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二、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一）从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来看始终的是一种宏大的整体观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整体观。“天下万物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在强调整体，老子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即道。整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整体观就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通过直觉、感性去认识把握整体，而无法通过逻辑把握。因而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中国需要的不是有棱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体概括性、感性的习俗、习惯、道德等。他们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内心，关注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通过把握自然界而最终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变化看做是个人行为的向导，这种最朴素的对自然的利用所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没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来，人没有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反映到社会上，也就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因而中国的哲学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种人对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中国人治的哲学温床。（二）西方的哲学是一种构成论，是一种强调单元个体的思维方式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人的欲望是可以从宇宙万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在他们的思维下，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这样就把主体从客体中完全解放了出来，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人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并不受外界干涉，但这必然会引发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调整明确利益，道德伦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调节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强制性的法律。三、中西方的地缘环境不同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围，且中国自古以来一幅员辽阔、e59b9ee7ad物产丰富著称，这就会形成与外来社会相互隔绝的近乎封闭状态。他们习惯于安居，固守家园不善于活动，这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态势，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又会禁锢国人的思想，是他们不易接受外来文化，很难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任何到中国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国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这也使中国失去了与外来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机会。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法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他们都位于半岛之上，海上交通较之中国便利。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发展简史》中将中国归为乐山好静的大陆国，将西方归为乐水好动的海洋国家。他说：“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因而环水的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动的品格。他们善于经商，这是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