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谋权篡位，诸葛亮究竟有没有篡位的野心呢
夷陵之战失败后，刘备独自逃回白帝城永安宫。因为悲伤、愤慨和羞耻，他的痢疾变成了毒瘾。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于是从成都召见丞相诸葛亮，口述了一份难得的遗嘱:“你只有曹丕十倍的才华，最终定能安国成大事。继承人可以增补的，增补；如果是无能的，可以自己拿。”(见《三国志传》)。
诸葛亮虽然想由“十锡”直接称帝，但由于情况复杂，很难实现。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根本当不了皇帝。
受制于涿州族和益州族。
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构成与曹魏、孙吴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为首的曹魏集团，以、夏、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秀、的子弟为核心，其他非曹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区域性的帮派势力。孙权集团主要成员多来自东南角，通过孙坚、孙策、孙权三世逐渐凝聚，不可能形成区域性帮派势力。由于刘备的坎坷经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一般来自三个方面。
一个是涿州官员。他们从刘备入伍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开始。主要成员有关羽、张飞、赵云、魏延、陈导、柳岩等将领，以及糜竺、孙淦、简雍等文官。这些人永远是经过失败考验的死人，是打不走的“铁哥们”。
其次是荆州官员，主要成员有诸葛亮、庞统、马良、马可、李傕、廖立等谋士，以及黄忠、沈丹、沈懿、刘封、冯、张南、霍峻等将领
第三种是益州官员，主要成员是许婧、福琴、卢瓦、彭阳、费时等文官，以及王连、张仪、杨红、黄权、孟达、李惠、卢凯、马忠、王平、张本、邓骘、张仪、杨等将领。，而且更有法正、李严等将领。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的边疆观念尤为严重，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即帮派意识，流氓阶级更为强烈。以籍贯组成政治帮派，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刘备虽然出生在破落的贵族家庭，但他的童年却接近于一个街头少年；在企图自立的过程中，他以“倒戈”为掩护，从而获得了“枭雄”这个丑陋的绰号。但是，刘备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的文采虽平庸，但善于自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所以他的核心成员虽然来自三个方面，但是他可以用宽广的胸怀去招募和使用。
但请注意，成都自称汉中王称帝后，他派往外地镇守一方的军政官员，主要是涿州市民。刘封虽然出生在荆州，却被刘备收为养子。这种血缘关系的无机延伸，让他赢得了荣誉，自然成为了涿州的重要一员。于是在解雍(今湖北房县)以副都督郎为职，统率益都太守、北伐大将、西域太守，成为范平王族的封臣。在公务员中，涿州族也占有重要地位。糜竺虽然平庸，但刘备夺得荆州后，仍拜他为“韩安将军，班在军事家将军(诸葛亮)右侧，赏以优宠。这是没有用的”。(见《三国志·糜竺传》)孙淦、简雍等。
诸葛亮虽生于山东沂南县，却从荆州发展而来，与荆州士人有着深厚的渊源。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仅承认了荆州，而且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代表。荆州市民中，庞统和黄忠对西蜀政权的建立贡献最大，但庞统死于雒城，黄忠在获得将军称号后不久就死了，尤其是关羽在荆州的失败和刘备在亭子的失败。荆州官员损失最大，仆人马良被杀。其中大部分(元帅)冯和先锋战死沙场，和向曹魏投降。
益州的地位很特殊。虽然和刘备接触不多，但刘备要想把益州作为巩固的大后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他自然要大量使用益州的军政精英。法正凭借出色的军政才能和投诚的功劳，在都城之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外国都督杨威、内政主事”，成为刘备麾下第一人。诸葛亮当上丞相后，虽然强调“宽严相济”的原则(即以重刑严法代替刘璋法制的放松)，但他以法制为荣，对杀人伤人的违法行为屡有反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其自然。
刘时的蜀郡太守，曾说刘备名声不好，鼠目寸光。刘备虽然很轻蔑，但还是让他在三年内完成了事业上的“三级跳”，即公元118年，任左将军，第二年为太傅，第三年升为司徒，地位仅次于诸葛亮。在镇边的将领中，也有不少益州国民，只有巡抚一职被降职，包括方登、李惠、张仪、马忠等。刘备向孙吴进军时，镇北将军黄权在江北的指导下，也是益州人。到了诸葛亮的时代，有邓骘、王平、张本、马忠等。他们都是益州人，在西蜀都是举足轻重的将领。永安宫并非只托诸葛亮，而是“托诸葛亮，官书令李严为副”，并加为“护中央，统内外军务，驻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相比之下，荆州出身的将领没有独立的人物。
三股势力之所以能很好地结合，是因为刘备善于拉关系，善于平衡关系。刘备之后，诸葛亮虽然掌握了国家的把柄，但涿州、益州的文武官员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以刘禅为代表的韩曙政权身上，荣辱与共，不能默许皇权的转移。
荆州民族很难扩大。
由于西蜀在荆州之战中两次惨败，荆州文武百官分崩离析。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诸葛亮巧妙地利用刘备来削弱涿州族和益州族。关羽死后，刘封在涿州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怂恿刘备杀了他。原因是:“世界改变后，很难控制海豹。”显然，这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理由。诸葛亮讲究法治，法律惩罚可以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未来的可能性。之所以催杀刘封，除了考虑政权的稳定，当然还有为自己扫除国家障碍的因素。
诸葛亮上台后，煞费苦心地整顿和扩大荆州民族。这一时期，涿州、益州官员虽有不同程度的升迁，但远不如荆州官员广泛，更不令人意外。在荆州，马谡的身份是最特殊的。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他的哥哥马良和诸葛亮有八个朋友(还是他的儿女亲家，所以马良称诸葛亮为你的哥哥，马谡自然是诸葛亮的小弟弟)。
虽然刘备临终前告诫:“马谡言过其实，不可为用。我们来观察一下吧！”(见《三国志·马谡传》)刘备提醒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太守，显然是考虑到他与马良的特殊关系。但刘备死后，马上被调回任祥福参军。从此“每次介绍你们谈，就从白天持续到晚上”(同上)。南征开始，诸葛亮没有理会送行的同僚，而是带着马谡上了车辆，走了几十里。这与其说是和他商量的事，不如说是一种姿态，给了马特殊的荣誉，也为他后来的升迁创造了氛围。
果然，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不听大家的推荐，留下了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魏延和吴懿，任命从未涉足军事的马谡为先锋，“先统一群众。”如果不是街亭之败，马谡在西蜀军中的二把手地位早就确立了。虽然马谡在汉中被斩首，但这并没有遏制诸葛亮从荆州提拔其他将领的意图。杨仪，襄阳人，原系荆州刺史富群主簿。投降关羽后，被任命为功曹，刘备称帝时，只得到一个空头衔——弘农太守。
诸葛亮当政不久，杨仪就从地方官提拔起来参军了。北伐来了，杨仪被提拔为长史，被任命为隋军大将。作为长史，杨仪掌管全军的规划部署和粮草的统筹分配。他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与魏延将军平起平坐。姜维北生于天水，但才华平平。因为他在第一次北伐中投降，当然成为诸葛亮制约涿州、益州将军的棋子。随即由中郎将升至中督军，再升至西将军，成为军事接班人。
廖化是荆州襄阳人，才华很一般。“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是老百姓对此人的客观评价。关羽任襄阳太守时，廖化为主簿，在吴栋时，错过刘备诈死。因为这一段，被刘备非常规使用，但也是益都太守。诸葛亮主政后，立即被调到祥符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右骑将军，休假，引兵学史，封于中”。作为一名官员，他与杰出的益州老将张仪比肩而立。
荆州出生的文官升迁更快。蒋琬出生于荆州零陵，刘备时只有商舒朗。诸葛亮建兴元年起政，随即将蒋琬调任(组织部长)并迁参军。相府迁至汉中后，蒋琬、益州刺史纪勋、相府长义留在成都任代丞相。值得注意的是，当张被吴国扣留时，诸葛亮救了他一命。不久，蒋琬接替了张长史的职位，成为唯一的代丞相。诸葛亮甚至在一出暗剧中对说:“如果我运气不好，以后我会还万的。”(见《三国志·蒋琬传》)费祎是荆州江夏人。刘备石只是太子府的舍人，后来被提升为私生子。刘禅即位后，担任黄门侍郎。如此低的地位，既没有列在朝臣之末，也没有与宰相发生关系。
诸葛亮南征归来，朝臣们在数十里外鞠躬等候。这些人的职位比费祎高得多，“光明和特殊的职责一起扛着。”在自己的车辆上叫飞逸，不仅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暗示。是破格提拔重用的第一声。“大家很难看出来”(见《三国志·费祎传》)(也就是从那以后，大家都仰视费祎了)。果然，诸葛亮一进丞相府，就派费祎去吴栋。他一回来就被提升为侍应，宰相参军。
此外，还有贺东、刘巴、马哥、董云等。荆州籍的全都受到重用。在模特中，有郭有志、费义、董云、向宠等。诸葛亮向刘禅推荐的都是荆州籍。换句话说，就是要排除涿州、益州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干扰，让他们进驻汉中的时候，成都不会遭受肘和内脏的变化。
诸葛亮已经内忧外患不堪重负。
诸葛亮时代，西蜀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荆州失守以来，国土面积缩水近半，人力物力损失更多；而失去了进取中原的桥头堡。与曹魏、孙吴相比，西蜀处于绝对劣势。小婷惨败后，兵力数量和军心受到严重削弱和沉重打击，正如他在《师表》中估计的那样:“今天...益州已尽，今是危急之秋。”
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越来越严重。乘刘备之死，孟获在南，高定在张越，吕勇在建宁，朱宝相继“造反”，西蜀大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公元223年，诸葛亮率军平定南方，留下了不错的功业，但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却从未平息，这在史书中可见一斑:诸葛亮北归后，反叛南方，杀死守军(见《三国志·李惠传》)。
公元231年，“南英勇统帅刘周造反，扰诸郡”(见《三国志·马忠传》)。“丞相求见高定后，岳岗郡杀太守龚禄、焦晃，是后主太守不敢的郡。他只住在(安定)县，去县城八百多里，他的县才出名”(见《三国志·张本传》)。“谋反”一直萦绕在诸葛亮心头。这里所谓的“造反”，本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起义。
由于兵役、徭役、赋税繁重，不堪忍受的内地民众不时揭竿而起，造反，史书记载可见:“初建宁郡杀太守，缚太守张于吴”(见《三国志·马忠传》)。建兴五年，诸葛亮驻汉中勉县，“广汉绵竹山贼张穆，盗军资，劫官民，以校尉求兵”(见《三国志·张本传》)。建兴十一年，涪陵人杀造反，(邓)直“率军攻克，即帅于运河”(见《三国志·邓芝传》)。中国汉人的造反，也就是汉人的起义，说明人民无法承受繁重的兵役、徭役、赋税，无法照常生活。
在西蜀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相对权力的矛盾已经显现。刘备时代末期，荆州民族处于绝对弱势，列强的军事力量几乎被涿州民族和益州民族控制。自南征以来，诸葛亮虽然从李严手中接过了军权，但魏延、李严、赵云、张本、吴懿仍在军中占主导地位。诸葛亮虽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对军队的指挥还是受到限制，不得不谨慎从事。
由于诸葛亮的苦心经营，荆州民族逐渐恢复了生机，但在西蜀政权中，仍然是三族鼎立的局面。在外部强敌威胁、内部民众起义、统治集团内部两个民族制约等复杂矛盾中，诸葛亮只有在战争和竞争中保持谨慎，才能使西蜀这条破船不至于倾覆。“诸葛慎终”是后世的普遍赞誉，却忽略了造成其慎终品格的客观环境。
要说更换皇帝之难，曹操父子的经历可以启迪后人。从钟平六年(公元184年)起义军攻打董卓开始，曹操在军中形成了以曹石家为核心的核心集团，其领导地位从未动摇。随着中国北方的统一，人们信任了他，但他宁愿穿着皇袍作为衬衫，也不愿为自己夺取王位。
除了心理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害怕意外的动乱。三十六年后，曹丕完成了这个过程。曹丕假戏真做不当皇帝到那种程度，也是在制造舆论来笼络人心，以免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震荡。处于各种复杂矛盾中的诸葛亮死了，连兵权都没有完全掌握。当然，皇帝的梦想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