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发生了: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阉割。其实历代皇帝在清理文人的时候都不手软,用尽了一切残忍毒辣的手段。但是只有汉朝皇帝刘彻一个人把一个整天沉浸在竹简中,忙于阅读和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的生殖器连根拔起。这种无耻之举,世所罕见,实在让人感到恶毒、不道德、卑鄙。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以这样的突发奇想和思想对待司马迁空?仅仅是因为司马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还是另有原因?
不可否认,汉武帝下这道命令的时候,心情确实不好。李广利的战败,李陵的叛变,让大汉颜面尽失。最重要的是因为连年好战,人民贫困,国库空空空如也。表面上,达汗看起来风光依旧,但“内囊也冒了出来”齐、楚、燕、赵、南阳相继爆发的激烈农民起义,使皇帝情绪低落,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服从。他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军事战略,也不希望别人怀疑他的才能。这个时候,司马迁这个不懂军事的书生跳出来批判时代的弊端,只能说是找抽。
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送上“断根手术台”的,是“士相轻”这句名言。汉武帝虽然是直系皇帝,但是会背诗,会作诗。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吹嘘自己非凡的文学才华。试想,一个杰出的学者,对同样比自己低一等的学者不屑一顾,但问题在于“略失文采”各路学者更为严重,会挑战,会嫉妒,会丑化,尤其是上流社会。对于司马迁这种能够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学领袖来说,汉武帝发动恶意攻击绝对是不择手段的。
司马迁被“宫”后,汉武帝还觉得不够解恨,就把身体残疾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陵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由于太史令一职自设立以来一直由宦官担任,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刻意职位安排,既有识人善任的自我宣扬,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司马迁向天下宣布,我是太监。我相信这种巨大的屈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感受到。
一部被鲁迅誉为“史家绝唱,离骚无韵”的历史巨著,足以让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虽然《史记》的风格是公认的务实和严谨,但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在描述汉高祖刘彻和他的父亲刘启时,实际上掺杂了自己的恩怨和仇恨。司马迁写《汉景帝年谱》用笔很少。他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给辞退了。但司马迁在撰写《汉武帝年谱》时,记载了汉武帝“信鬼神”、“求仙求丹药”、“闭关禅礼”、“惑乱”等不光彩的事情,篇幅巨大,却如同“探匈奴”、“开三边”,成了陪衬。
“士可杀而不可辱”,士的身体可以被阉割,但他的思想、脊梁、手中的笔却没那么容易被阉割。在受尽屈辱的司马迁笔下,才华横溢的汉武帝一落千丈,沦为腐朽堕落、彻头彻尾的昏君,英明神武的神武皇帝韩晶也沦为无能之辈。他们的形象从古到今一直在读,还会继续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武帝阉割了司马迁,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武帝,阉割了他的丰功伟绩,阉割了他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