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恋到互虐：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为何相轻？

没有认真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太好说外国文人有没有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翻上过几页中国的书，便会发现中国文人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互虐与自恋。

关于互虐，早在若干若干年前，就由那个魏文帝说了大约就是那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吧。文人相轻，上古的不好说(据说上古还没有发明“相轻”一词)，但是从“焚书令”的制作、颁发、实施开始就有了吧。与秦始皇比，李斯恐怕应算是一个文人吧，只是与普通的文人比，李斯当上了始皇的谋士罢了。不正是有了李斯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轻而易举地将百家争鸣变成了一言堂。这样，才有了与此相关的两千多年历史的斑斓多姿的画面。譬如蔡邕与王允的故事，不过是这一历史长卷中有点起眼的画面而已。董卓用蔡邕，是蔡于董的朝廷里有用，而且蔡已经对董缴械投降。关键还在于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已不太可能对董的当政提出什么有力的挑战了。但蔡邕对王允就不一样了。蔡的名气与才气，都是王不能比的。当王允作出了处理蔡邕的决定后，怕死的蔡邕哀求道，“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不允，这时有人站出来为蔡邕说情，说情的理由是他“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对此，王允也不允。他是这样说的：“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事党蒙其讪议。”也就是说，蔡不能留在世上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旷世逸才”，其二是生怕“蒙其讪议”。如果说其一还仅仅是因为嫉妒才学，那么其二就是直接关系到生命了。本来清静的王允，自己给自己预留下一个敌人王允不杀蔡邕那才是天下第一弱智了。

这个世界，地盘就只有那么大，位子就只有那么多，盘中的餐食就只有那么一丁点，而人的欲望又是那样地不知天高地厚，谁能保证人与人之间都是和平共处而不去争斗呢?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清的事。问题在于，一些人总是喋喋不休于中国文人的被打压和被戕害。这当然是中国文人与朝廷与皇权无休止纠结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显然不是儒生们或读书人期冀的温馨与中庸，而是充满着阴谋、阳谋、残酷和血腥(如清的“文字狱”)。正视和反思这一历史，于今于后都有益。但我却有些犯疑，在这一事实的另一面，我以为这也是文人自家的不争气，或者说这是中国文人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种病：自恋。你看，文人总认为书比他人读得多、思比他人想得远、事比他人看得准，反正啥事都比他人高一头。“清高”一词在这里已算不得什么，关键是真理总是在自己手里。

看看我们的那位大诗人屈原屈老夫子吧。屈夫子一直是很看重自己的，时不时地炫耀着他的高贵身世。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什么“朕皇考曰伯庸”。于己，受宠时，美人不能比，香草不能问;遭楚怀王白眼时，不是去“远游”，就是要“天问”。再看另一个大诗人李白。本来李太白是一个性情中人(与屈夫子有质的不同)，本没有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而且不是非要当上尚书宰相才心甘的人。一生可云游天下，一生可仗剑天下，一生可饮酒天下。但是，高兴时可狂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不高兴时却又“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像李太白这样的人都这般地看重自己的才情身世，总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像他们这些才高八斗的人，才在受宠时了不得，失宠时也一样了不得。当然，这是人性使然，本也不值得呼天抢地地去诉说或者批判。说白了，中国文人天生就有这种“高人一头”的优越感。遇到明君，日子就要好过些，像太白遇见了唐明皇，显然就要比屈原遇到楚怀王好(其实楚怀王一开始对屈夫子也是蛮好的哟)。而且大唐盛世，兼容并包，像太白这样的文人还有了别一种活法，不当高参幕僚，一样可以做一点文人们自个喜欢的事。这样才有了李杜双峰齐辉的佳话。但是更多的时候，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人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同一概念(当下是不是同一概念那是另一文的事)与当政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文人的自恋就朝着两个方向演化：一是牢骚太盛，自怨自艾(古人如屈平，后人如柳亚子);一是相互争斗相互虐待(古人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今人的例子就恕笔者不要举了，一举既会得罪官方又会得罪私坊)。

其实，中国的文人，其生存方式和技巧，是一开始就命定了的。这大概有四五种罢。在这不多的宿命形式里，建安诸子就提供了三种。山涛，从飘逸的清淡，心安理得地走进了仕途;阮籍，以粪滚身、装疯卖傻，以求活着，终其天年;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后，大义凛然，截断琴弦，慷慨赴难。古人陶潜和今人李叔同可算作第四种中国文人。陶公的事儿众所周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守拙归田园”。近人李叔同更绝，正值盛年，干脆斩断情缘、斩断俗缘，遁迹空门。除去这四种以外，周作人恐怕可以算是第五种中国文人了。虽说在此之前，山巨源有此嫌，但是山巨源不仅没有出卖朋友，而且还给当政者极力推荐朋友出来当官。拿今天的一般信条看，山涛真够哥们。周作人显然不是这样了。周作人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却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条和世道人心。这样看来，三国魏晋时期那样险恶的日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如子建，但是与周作人比起来，那时确实是一派古风啊。不过古风归古风，时风归时风，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自恋带来的牢骚，自恋带来的不服，以至自恋带来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演义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在高压下，文人们的表现与表态，与古风相比，可以说退步、退化(像林昭那般的人，何其少哟)。至于说到明代天启年间读书人的集体沦陷为一个自称九千九百岁的阉人魏忠贤立生祠呼喊奔走的那么多进士那更是中国文人的耻辱又耻辱!那时，能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