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作为诸葛亮重点培养对象，为什么一定非斩不可呢？
失街亭对于蜀国来说是一次非常巨大的打击，这一处重要的战略要地，几乎能够决定战争的走向，面对不可挽回的失败战果，即使是再悉心栽培的人才，诸葛亮也不得不狠心斩首。
提起马谡，“失街亭”就是他的“催命符”、“断肠刀”！最后逼得诸葛亮只好“挥泪斩马谡”。其实“失街亭”的故事并不复杂，不论《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记载的内容都基本相似。但是，我们深究一番，其中许多问题很值得玩味：
第一，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斩马谡？街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今甘肃省秦安县的东北，距县城约40公里，是龙山脚下一条宽约2公里、长达5公里左右的川道北段开宽地。这里山高谷深，形势险要，又有清水河挡道，是长安到天水郡的惟一一条较为平坦的通道。汉时，这里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南大道，历代被兵家视为“进可攻、退能守”的军事要冲，成为群雄角逐的古战场。
建兴六年，诸葛亮为实现先主刘备的遗愿，决定北伐。当时马谡自告奋勇要当北伐先锋、死守街亭要塞。诸葛亮曾再三嘱咐他“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守住街亭，不但可以阻挡司马懿的大军南下，还可以北上进攻魏国；要是守不住，我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他还具体指示马谡，部队要“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但是，马谡一贯刚愎自用，他率军二万五千人，到达街亭看了地形后，笑诸葛亮过于谨慎，认为这么偏僻的地方，司马懿肯定不敢来犯。公然违抗军令，不顾兵家大忌，竟在高山之巅安营扎寨。
当时，副将王平向他提出：“街亭山上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
马谡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
王平再谏说：“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还不服，就火冒三丈，当场怒斥道：“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要请教我。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王平无奈，只好顾自分兵五千去山下驻扎。
曹魏名将张郃率军到达街亭时，一见眼前情景，不禁喜出望外。他一面分兵缠住王平，一面围马谡于山上，不攻不战。没多久，马谡的部队因没水没粮就溃不成军了，继而张郃又发起火攻，马谡顿时惨败而归。
街亭失守后，使蜀军陷入前进无据点接应，后退又无可守之地，诸葛亮只好放弃了好不容易刚刚连续冒死攻下的陇右三郡，退守汉中，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
同时，马谡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曾以“乞斩全家，立下军令状”。历古军中无戏言，以“军令状”办事是军中雷打不动的铁则！因此马谡是必死无疑的了。
第二，马谡既然当斩，诸葛亮又为何要“挥泪”？
马谡（190—228），字幼常，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人。他一生不是等闲之辈，称得上是位军中知识分子。他自幼“饱读兵书，颇知兵法”，与全家四兄弟一样，被称为“马氏五常”，少有名气。
刘备入川时，他跟过大军同行。由于才华横溢，深得诸葛亮赏识，成了他帐下一位聪明能干的参军。行军打仗时，二人常彻夜促膝交谈，共谋战事。诸葛亮南征南蛮时，是他根据南蛮难以驯服的特点，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攻心策略，使诸葛亮成功地征服了南蛮；针对蜀汉“兵马疲蔽”、民怨沸腾的现状，马谡曾适时提出“只宜存恤，不宜远征”的休养生息策略，有力增强了蜀汉的国力；在北伐前夕，诸葛亮又靠马谡的计谋，成功离间了魏国曹睿与司马懿之间的君臣关系，一路上败夏侯、收姜维、破羌兵、灭王郎，紧接着又连克南安、安定、天水三郡，立下汗马功劳，使得曹魏全国为之震惊！
马谡确实是一个难得的高级参谋和战略型人才，诸葛亮评论他为“旷世奇才”，一点也不过分。
街亭惨败后，马谡知道自己罪不可恕，在临刑前，曾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他说“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这次我违背节度，招致兵败，军令难容，丞相将我斩首，以诫后人，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只是恳望丞相以后能照顾好我一家妻儿老小，这样我死后也就放心了……”
诸葛亮读罢，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要斩一个自己赏识的大将军，的确痛若刀绞；若是刀下留情，又难以服众，他只好强忍悲痛，挥泪斩马谡！
马谡被斩后，他将马谡儿子收为义子，待其遗孤若平生；并亲写祭文，以示悼念，十万将士也都为此而垂涕。正像毛泽东1952年2月10日，在刘青山与张子善被判死刑时所说的一样：“挥泪斩马谡，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第三，诸葛亮在“失街亭”中有责任吗？街亭失守以后，诸葛亮曾给后主上表，请求自贬三等，由一品丞相降为三品右将军。这说明诸葛亮自己也承认在“失街亭”中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其一，诸葛亮不应分兵作战，委责于他人。当时虽然曹魏内部内讧不断、兵疲民穷，但“瘦死的骆驼比马胖”，曹魏的总体力量还远远超过蜀、吴。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的“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执意把有限的兵力分成三股：由赵云、邓芝去占领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任命参军马谡、王平为前锋，镇守街亭；自己则率十万大军去突袭祁山（今甘肃）。本来诸葛亮的兵力，相对曹魏在当地的守军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样三路分兵后，强势就变成相对弱势了。特别是当魏将张郃在街亭围困马谡时，诸葛亮理应立即率大军去北救街亭。但诸葛亮却在祁山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街亭失守。因此，毛泽东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记四》上读到这段记载时，曾点评道：“初战亮宜得临战。”后又在眉批中说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指战员在一线亲自指挥战斗，是何等重要！
其二，诸葛亮不应让马谡去守街亭。马谡虽然“好论军事，才气过人”，确实是一位“将才”。但他只能当一名“裁判员”，要他去掌管帅印，规划全局，当一名“战斗员”，是难以胜任的。
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托孤时，曾对诸葛亮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古人也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时街亭“干系甚大，倘有失，大军皆休”，同时马谡面临的魏将张郃，也不是等闲之辈，诸葛亮理应派沙场老将魏延或赵云、吴懿去守街亭，但他却不顾众人反对，“逆天行事”，犯了兵家之大忌。
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就是说，一个指挥员，只有把丰富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作战的指挥能力，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知识的作用。马谡却“执其书而泥之”，他熟读兵书，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适得其害。《孙子兵法》中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因为陷入“亡地”、“死地”可唤起万众一心，奋力死战，从而转败为胜。但孙子又接着说，“陷之死地”的前提是要“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魏将张郃在街亭之役中恰恰采用“围而不战”的策略，使马谡“不疾战则亡”。因此古人毛宗岗评论说：“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诸葛亮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硬要把马谡这个缺乏实战经验的“机关兵”派到前线，这是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第四，诸葛亮“斩马谡”有点不够冷静与理智。当时蜀汉换主不久，南蛮叛乱又刚刚平息，蜀军中原被称为“五虎上将”的将帅们，或战死沙场，或年事已高，出现了严重的后继乏人的局面；再说眼前大敌当前，正当用人之际。马谡虽然犯了弥天大罪，但他毕竟是个难得的人才，他长于战争理论、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这在当时是蜀汉急需的人才，诸葛亮怎可为一城一事的得失而杀之？况且，当时后主刘禅也已开口，“胜败乃兵家常事”，表现了宽容之情；马谡又“自缚跪于帐前”，沉痛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诸葛亮如果给他一个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机会，学点曹操“割发代首”或周瑜“以杖代刑”的做法，救下一位英才；如果诸葛亮有一颗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宽大的胸怀，或许马谡今后对蜀汉会作出令人想像不到的更大贡献。但是“历史永远是没有如果的”，马谡还是被挥泪斩首了。事后证明，自从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因身边没有了一个善于谋划的智囊人才，他的用兵打仗水平，远不及马谡在时的了。直到他临死时，还发出“吾遍察诸将，皆无人可授”，深深为自己找不到一位合适可靠的接班人而哀叹。马谡被斩，真是可惜啊！可惜！
第五，副将王平在“失街亭”中应负一定责任。王平作为一个富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副将，是诸葛亮对马谡第一次担任如此重大任务不放心而特意派去协助、监督马谡的。当马谡执意要驻兵山巅以后，他虽然表示反对，但受马谡的几句抢白以后，就妥协了。他当时为什么不及时向诸葛亮汇报，由诸葛亮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更不应该的是，他还分兵五千去山下驻扎，分散军力，影响以后的突围，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在整个“失街亭”事件中，诸葛亮与马谡的责任各占四分，其余二分应该由王平承担，这是中肯公允的。
但是，历史事实是，王平在“失街亭”后，因“力主良谋，临危不惧，英雄善战，化险为夷”，受到诸葛亮的特别褒奖，被破格提升为“讨寇将军”。实在令人惊叹，也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