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雄才伟略 他给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尊严 为什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他是怎么避免亡秦之祸的？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为何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他是怎么避免亡秦之祸的？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毛主席最有名的词《沁园春.雪》中的一句，可见主席对秦始皇、汉武帝是极其推崇的。可历来的文人墨客对于汉武帝更多的是批判他的穷奢极欲，穷兵黩武。
史界大佬司马光是这样评价汉武帝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宋之后，司马光的此番言论可谓是对汉武帝盖棺定论，尤其是“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更是将汉武帝的暴行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却有五大罪：
一宗罪：滥刑
清朝史学家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罗列了汉武帝的刑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残酷之甚、持续之久，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书中说汉武帝时关押的犯人日益增多，俸禄两千石的官员，被廷尉羁押的就有数百人，其他审理定案的，一年达到了一千多宗，大的牵连拘捕和案件有关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远的几千里，近的几百里。
罪犯被带到之后，狱吏就按照案宗审问，不承认就通过拷打得到想要的口供。当时京城监狱里，犯人多达六七万，仅狱吏就增加了十万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刑罚的过度。
二宗罪：告密
汉武帝为了打匈奴，国库亏空，为解决财政问题，汉武帝颁布了“算缗”令。这实际上是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以及车船所征收的一种额外赋税。大家都开始藏匿财产，虚报逃税。
因为效果不大，后来汉武帝又再次颁布了“告缗”令，要求全国人民互相揭发告密，被举报藏匿财产者事实成立的话，将没收全部财产，还要戍边一年。举报者则可以获得被举报者财产的一半。如此一来，极大地鼓舞了卑劣的行径，大家争相揭发告密，甚至还不惜诬告。全国商贾大都因此破产，汉朝的经济遭到重创。
三宗罪：敛财
汉武帝连年用兵，军费耗资巨大，国库入不敷出，民不聊生。针对如此窘境，却又想出了敛财的损招儿。比如前面提到的“算缗”令;还有将铸造业、盐业、酿造业等收归国有，官营官卖等;更有甚者，各地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纳税指标，汉武帝就命他们将土产作为赋税，上缴中央，随后中央再将收上来的土产转卖到别处，换取现金，充入国库。
此外汉武帝还在长安城专门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其职责就是投机倒把，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在市场上对各种商品贱买贵卖，辗转盘剥。那他筹集到的这些战争经费能够顺利到达前线吗?司马迁对此就曾说过，“后勤补给六十四石粮食，只有一石运达前线。”可见他的军官，个顶个的都是贪污好手。
四宗罪：株连
汉武帝横征暴敛，严刑苛法，百姓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做起了盗贼来。随后他发兵缉捕却无济于事，于是乎，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苛律，那就是“盗起而不灭的地方，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小干部，一律连坐处死。”
武帝时还规定但凡有偷窃行为者，不论大小，一律连坐论处，一次就株连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路上有任何遗失的物品，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不小心捡了，他一家死还不算，亲戚好友、左邻右舍没一个能有活路。即便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也往往不敢掉头去捡，因为那样很容易被误判为贪图别人的遗物，进而引来杀身之祸。
五宗罪：贪婪
当汉武帝得知大宛国有一种名曰“汗血马”的宝马时，瞬间来了兴趣，立马派使者携带二十万两黄金前去购买，同时还用黄金铸造了一匹金马作为礼物，献给大宛国王毋寡。结果人家不为所动，认为汗血宝马是自己的国宝，不予出售。
汉朝使者恼羞成怒，当着毋寡的面，将金马摔碎，且骂骂咧咧地回去了。毋寡见状也是恼火，就命大将郁成王前去截住汉朝使者团，将他们全部杀掉。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彻底怒了，在公元前102年派出大军，围攻了大宛国的都城。
此时大宛国的大臣们知道不敌，只好将毋寡杀掉求和，并交出了所有的汗血宝马，任由汉朝远征军挑选。最终他们挑选了三千多匹汗血宝马，带回了长安。这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造成了十万汉朝将士的死伤。
很多人戏言说汉武帝是秦始皇转世来毁灭汉家江山的，抛开戏言不谈，两位帝王相似之处确实不少，比如两位帝王都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内实施暴政;两位帝王都穷兵黩武，给国家造成兵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北却匈奴，南征南越。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征讨匈奴。
汉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大兴土木，建皇陵，杀戮大臣，求长生。给国家造成沉重的灾难。这些错误与秦始皇的错误大同小异，都是汉武帝的“亡秦之失”。那为何汉武帝没有“亡秦之祸”?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时出了一位千古奇才——董仲舒;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
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汉武帝在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之后，在全国大力倡导儒学，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确实在被统治阶层里生根发芽。这和秦末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二、推恩令
汉朝初期让中央头疼不已的诸侯国，如果在汉武帝中老年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繁刑重敛的背景下，还真有可能上演朱棣地方扳倒中央的奇迹，毕竟在汉武帝初期，诸侯可是有铸币和拥兵的权利。不过汉武帝运气真是好到爆，思想文化上有千古奇才董仲舒辅佐，治国上还有主父偃的千古一计——推恩令
推恩令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令。根据这项政令，诸侯国被越分越小，最后大国不过十多个城池，小侯只有十余里。而此时已经没有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只凭借一个计策就解决了国家最大隐患，加强了中央集权，内部再也没有了阻力，这才促成了后期武帝的开疆拓土的伟业。
同时，推恩令的作用还在于使国家得到安定，百姓免受内乱之苦，促进了郡县制的进一步完善。这和秦末各个六国残余势力蜂拥而起，对抗中央朝廷的背景大相径庭。
三、罪己诏
正是因为上述的种种“亡秦之失”，汉武帝警醒后下发了“罪已诏”，《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末年政策有了根本转变。他在改正自己过失、停止连续30多年的大事征伐的同时，将国家的政策重点转变到重视农业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凡是伤害老百姓或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概不做。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救了当时濒危的局势，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因而使汉朝没有陷入秦末的厄运。
汉朝国运也正如司马光所评价的那样——重新遵守先王之道，以仁政治理国家，守住了大汉基业，同时接受忠直之臣的谏言，远离小人的蒙蔽，赏罚严明，为继位者寻找到可以托付的大臣……与至死拒绝认错的秦始皇之流相比，汉武帝确实要智慧的多。正是因为汉武帝具有自我否定、自我纠正的能力，才最终是汉帝国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