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

大灾，县志只留一笔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问的到底是哪一年？”92岁的姥姥说。

1992年，在《农民日报》工作的刘震云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县魏邱乡李恩村采访。他是应好友钱钢（时任《中国减灾报》编委）之约，为《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写1942年的河南旱灾。

回乡前，钱钢陪刘震云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泡了两天，查阅1942年的旧报纸关于河南旱灾的报道。从发黄的旧报刊上看到这场旱灾报道时，刘震云才知道故乡延津也是当年的重灾区。

刘震云首先采访当时92岁的姥姥。1942年她是长工，给村里的大地主范家种地。问到1942年的旱灾，姥姥却分不清究竟是哪一年。

那一年，延津已被日军侵占，处在伪政权控制下。姥姥也准备去逃荒，但被范家挽留下来。范家存粮多，怕家里长工都逃荒，无人种地。村里没饭吃的穷人，由一个叫毋得安的农民领头，聚集了上千人，拿着大刀、锄头攻占了村里范家小楼，杀猪宰羊，开仓放粮。但没过多久，起了内讧，后来范家小楼失火，毋得安等人被烧死，其他人又去别地寻找大户了。

在家乡的寻访中，刘震云遇到了郭有运老人。当年他领着母亲、老婆和三个孩子逃荒去陕西。上路没多久，母亲病了，为给母亲治病，他卖掉一个小女儿。病没治好，母亲死在黄河边，随便找块竹席包着埋在路边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儿患天花，死在教会办的慈善院里。他和老婆带着儿子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千辛万苦到了陕西，给人种地放羊。老婆嫌生活苦，跟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老人成了电影《一九四二》里范姓地主的原型：一家人上路逃荒，死的死散的散，两百多天后，只剩老东家自己。

在自家麦秸垛前，郭有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十李庄有位姓蔡的老婆婆，1942年她20岁，随父母和两个弟弟向西逃荒。一天晚上全家在路边睡觉，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偷走。后来父母把她卖给人贩子，换钱买粮，保全两个弟弟。人贩子说是把她卖给人当媳妇，结果卖给了妓院。直到1948年，国共交战，她才得以逃出妓院，逃回家乡。

电影当中，卖到妓院的是地主的女儿。妓院管饭，女儿吃得太撑，端盆热水给客人洗脚，却蹲不下去。

和郭有运一样，蔡婆婆现在的家庭，都是后来重新建立的。那五年的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的心底，闭口不提。刘震云的采访翻出旧事，她的儿女们觉得受了伤害，差点把刘震云打一顿。

这场灾荒，在《延津县志》上的记载只有一条：“民国三十一年，旱灾，减收十分之六。延津位于黄河之北，亦是重灾区。”

蝗虫吃了，兵又来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地里青绿的麦苗刚刚抽穗，就接连不断地刮起了很大的黄风，有时候空中刚刚堆来一些乌云，却又被一阵南风吹散。从阳历4月到9月，就没有落过浸润土壤一寸深的甘雨。在酷日当空的炎夏，麦苗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有些田地干裂出深刻的裂纹，使人感觉地球就要破灭，更不能希望她产出粮食。”

这段文字出自《河南文史史料》，作者杨却俗是国民党三青团河南许昌分团的干事长。1942年秋天，杨却俗受河南赈灾委员会许（昌）南（阳）总站的委托，到许昌东邻的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站在黄河大堤上，他目睹了大批蝗虫抵达的场景。

秋麦干枯以后，部分地区下了点小雨，农民们还在地里勉强种上耐旱的高粱、红薯。刚刚生长出红米的高粱和爬满地面的红薯，彻底被蝗虫吃掉了。

1942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第七军校召开“前线军粮会议”，会议决定，鉴于旱灾，将河南军粮配额减少为250万石。但事后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却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50斤，每包约合200斤）。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指派省府军政要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所谓催缴粮食，就是让地方团勇、乡丁住在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花着农民的，最后迫使农民变卖一切东西来购粮缴粮。

到了10月，大批农民逃荒，土地被廉价卖给当地的地主、商人和基层官员。在许昌，两张厚大饼或两竹篮红薯叶就可以换一亩地。没有东西可卖了，只能卖儿卖女。起初一个幼童还能换一斤小麦或几个蒸馍，后来卖孩子的越来越多，孩子没人要了，父母开始白送。杨却俗在《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中写道：许昌南关一对壮年夫妇，孩子饿得奄奄一息，只能把他活埋了。

河南省政府完成了给第一战区筹备军粮的任务。征粮过程中，逼死了无数农民，致使大批农民沦为灾民，逃荒外跑，但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发生了大饥荒。

人吃人是当时的普遍现象。鲁山县城一对夫妇外出乞讨，因天降大雪，阻滞未回。七岁的儿子冒雪出寻，行至白果树村，天色已晚，被保安处通讯连一位排长遇见，把他送到一村民家暂住，并送有馍饭嘱咐暂为保养。四天后，排长再去送馍，未见孩子，后来搜出孩童遗骨衣物，才知这家夫妇因饥饿所迫，将孩童杀食。

一个年逾半百的母亲有二子一女，很长时间揭不开锅，一晚将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带走，不料被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1938-1945年《河南省旱灾救济事项有关文书》的16459号档案，记录了这些惨事。

电影没有办法表现这样残酷的现实，冯小刚说，观众包括自己，对这种景象会有生理上的排斥。

1942年，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30%到50%。中国军官的惯例是，向上级申报的部队人数远远超过实际人数，这样他们可以吃空额、谋私利，甚至还把多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高价卖。”

1942年秋天，河南社会各界推选了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3名代表到重庆说明情况，求粮食救济。杨一峰到了重庆才发现，河南省政府根本就没把灾荒情况如实汇报给行政院。原因是省政府怀疑各县是为了避免多交军粮，谎报灾情。

驻洛阳的将领蒋鼎文向中央报告河南的灾情，结果被国防部长何应钦训斥了一顿，因为报告口径与省政府的报告差别太大，另外灾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未报，军队报告无效。

蒋鼎文和李培基因此结下梁子。后来，因为河南省拖欠第一战区的军粮，蒋鼎文干脆把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理由是“明明河南缺粮，省主席却向中央报告河南收成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直到河南省补足军粮后，蒋鼎文才下令放人。这与电影《一九四二》中传达出来的，刚好相反。

经过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的呼吁，行政院后来派出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实地勘探灾情。种种压力下，李培基在河南鲁山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河南的灾情。

在张溥泉、张厉生召开的灾情座谈会上，李培基给与会官员施加压力：“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张继、张厉生把情况带回重庆后，行政院拨给河南5亿法币贷款赈灾：其中2亿在各地设粥厂，赈济灾民；另外3亿从陕西购粮发放给灾民。

河南的政府官员把这笔钱部分截留，存入银行赚利息，又拿着行政院特批的火车皮贩运私货，发了大财。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先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钱。

当时的粮店老板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农民只能去银行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银行在这个环节也没有放过灾民，他们居然抽取17%的兑换手续费。

发霉的粮食和“泄露机密”罪

电影《一九四二》里，是以《时代》记者白修德的视角，对于《大公报》的社评以及停刊，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在河南饥荒中，不断顶住压力，不停发表报道的还有中国的媒体。

1942年冬天，在河南省印书局工作的李蕤，从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出差，目睹灾民遍地的惨相。他把见闻写成《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投给《前锋报》。后来又陆续给《前锋报》写了十多篇逃荒报道。

西安原价185元的面粉，在1943年4月涨到380元。这对逃荒来的河南灾民无疑是雪上加霜。陕西省政府把粮价上涨的罪过推给“河南灾重，粮食输出太多”。而根据李蕤的调查，为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陕西省政府在华阴等地设立了检查站，把河南来的买粮者和粮食一起扣留，既不让他们卖粮食，也不让他们回河南。有的执法人员任意扣留灾民的救命粮，把灾民购买的粮食没收充公。

李蕤的女儿宋致新现在是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她发现《前锋报》对这场大饥荒的记载是最完整的：“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行量7万，停刊后增加到10万，南阳《前锋报》对饥荒的报道篇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但因为它是地方报纸，只在河南国统区发行，发行量7000份，在全国没有产生影响。”

1999年，李蕤去世。在给《光明日报》的文章里，宋致新介绍了父亲当年的报道，郑重指出，在1942年的河南灾荒记录上，“中国记者没有缺席”。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宋致新正在编辑《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一九四二》上映后，宋致新去看了电影，有些遗憾：“电影是感性的艺术作品，只是当年河南灾民真实遭遇的一角。人吃人的现象在电影里没有得到展现，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死亡？死亡能够避免吗？灾荒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直到1943年6月，河南的新麦快成熟，老百姓已经能够吃上饱饭时，1942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拨的贷款，河南省政府从西安购买的赈灾粮才运到洛阳。

当时，这批粮食已经发霉了，各地县不愿意接受。最后省政府下达通知，让各县速去领粮，迟到不领者，霉烂损耗由各县承担。

“确实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白修德在《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写道，帮助白修德发稿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被国民党政府以“泄露机密”为由，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