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如何将“七七事变”扩大成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驻守在北平宛平卢沟桥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他头戴英式钢盔，身后背着一把大刀，为第29军的标准装备

关东军与参谋本部：高层与地方矛盾

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出乎日本高层预料的。1937年7月8日凌晨5时54分，日军参谋本部即接到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关于七七事变的第一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22时40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这是日军高层得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点，随后的上午10时20分，参谋本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 的射击。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接到这两份电报的参谋本部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立即打电话给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劈头就是一句：“大事不妙，麻烦的事情来了呀！”

河边虎四郎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是出了大事。立刻要求召开作战会议，然而随后在参谋本部紧急召开的课长会议上，作战课长武藤章的态度非常轻蔑，认为此次事件只是一个类似于当年6月在苏联边境上日军同苏军的一次摩擦一样，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对于苏联还可能需要强化警戒，但是对于中国则完全不值一提。就在柴山兼四郎反驳武藤章，课长会议变成辩论会的时候。

一份来自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电报被紧急递交了上来：“鉴于此时华北的局势，根据《昭和十二年帝国用兵纲领》，关东军已紧急动员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以及部分航空兵进入作战状态，现已开拔准备越过长城线支援中国驻屯军。”就在参谋本部对关东军敢于如此独断专行诧异不已的时候。

没想到一份朝鲜军司令小矶国昭的电报更让参谋本部陷入了混乱：“随着华北局势紧张，我军已对第20师团进行应急动员，决心随时越过国境向北平方向开进。”

这下子参谋本部彻底炸了锅，在最高统帅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动员了一个常备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谁给了关东军和朝鲜军这么大的胆子？

1937年7月，日军筒井部队长用手指着七七事变发端地龙王庙

这件事情还要从之前的绥远抗战和干岔子事件说起。1936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颁发《昭和十一年华北处理纲要》，明确指出关东军对内蒙工作，只限于长城线以北，不得波及绥远。然而关东军参谋根本不以为然，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对此不屑一顾，派遣高级参谋田中隆吉指使德王进攻绥远。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在绥远百灵庙击溃了德王的伪蒙军，取得了辉煌的“百灵庙大捷”。随后汤恩伯指挥的中央军进驻绥远。激动的关东军为报仇准备动员一个师团的兵力前去复仇，但是被参谋本部严厉禁止。关东军从上到下都憋了一口气，此后便一直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向中国军队复仇。

令关东军更窝火的是1937年6月30日，三艘苏联的舰艇进入了黑龙江的干岔子南水道，并射击了在此地执勤的日军士兵，关东军立刻下令还击，击沉一艘击伤一艘，随后日苏两军在黑龙江两岸对峙。此次事件被称为干岔子事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要求关东军立即动员对苏作战，并要求内地增派兵力。但是参谋本部以对苏战备还未完成，扩大化对日军不利为由阻止关东军进行动员，气急败坏的东条英机和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提出辞职相要挟，然而参谋本部未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

连续两次发动战争都被参谋本部挡下来的关东军终于在七七事变时看到了机会，在得知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东条英机就以植田谦吉的名义签发作战令要求作为机动兵团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立即越过长城开赴北平附近。随后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同样是在关东军长期担任要职的时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要求出兵相助。小矶国昭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直鼓吹全面对华开战。他在关东军参谋长任上发动了热河作战，侵占了热河省。现在有此良机，小矶国昭更是坚定支持，直接动员一个常备师团立即越境前往北平。

20世纪4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视察日本学校。这位著名的战犯首相，在七七事变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积极主张扩大事变

地方军事主官不经请示就调动部队发动战争在世界各国都是严重的罪行，为了摆脱责任，东条英机玩起了文字游戏，他翻出了《昭和十二年帝国用兵纲领》 （即1937年日军制定的作战计划草案） ，其中对华作战预期是“对华作战应极力予以避免，不得已时也应限定与局部的用兵，但是随着中国方面的军备改善与充实，我方充当作战的兵力也应予以加强……根据状况再增加三个师团”。东条英机无视了对华作战应该极力避免的要求，断章取义出此时已经到了不得已之时，所以动员这些兵力是符合作战要求的。但是参谋本部却无暇顾及东条英机的以下克上之举，因为参谋本部此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乐观派、强硬派、稳健派：派系间无休止的争斗

在接到关东军和朝鲜军已经独断出兵的电报后，日军参谋本部一下子炸开了锅，首先分成了乐观派和稳健派两个派别。首先是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乐观派，其中包括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作战课长武藤章、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他们认为七七事变不值一提，不会演变成什么大事，通知中国驻屯军要求中方就范，很容易就会解决。

第二个派别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稳健派，其中包括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和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他们认为七七事变可能会演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必须慎重对待，参谋本部必须派遣高级参谋前往北平压制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的激进行为。随后围绕着如何对待七七事变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石原莞尔，七七事变时日军“稳健派”代表人物

乐观派的永津佐比重对中国方面就十分不屑，他说：“中国军队胆小如鼠，认为日军一动员就必定会登陆，那么完全无须多虑，只要海军派几艘军舰去大沽口吓唬一下，北平天津的中国军队肯定就会乖乖就范。”而河边虎四郎则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中央军也在准备北上，事件肯定会复杂化，但是不应轻易诉诸武力。要派遣得力人手前去协调才能解决。

整个7月8日，参谋本部都在一片混乱的争吵中度过，虽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结论，但是关东军和朝鲜军已经迫不及待要扩大事态了，就在关东军和朝鲜军疯狂向参谋本部提出扩大事件的要求时，参谋本部的两个派内部又发生了分化，首先是作战课长武藤章转变为强硬派，他跳出来叫嚣必须派遣3个师团前往华北才可迅速地收拾局势，并且应该趁此机会不仅要让宋哲元知道日军的实力，更要在华北缔造更大的类似冀东伪政府的地区。

对此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并和武藤章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石原莞尔说：“目前日本的国策应该是巩固‘满洲国；已经完成对苏战备，此时贸然出兵只能导致一个支离破碎的恶果。”

武藤章反驳道：“石原君，我的意思只是派遣三个师团而已，而且作战地区局限在北平附近，只是给宋哲元一点颜色看看，并不是要发动全面战争啊。”

1937年7月19日，寻求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冲突的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脱帽者）由天津返回北平

眼看支持扩大的强硬派越来越多，一直和石原莞尔站在一起的柴山兼四郎虽然下定决心要阻止事件扩大，然而事态已经不是由他们二人能控制的了。

斗争结果：强硬派压制稳健派

虽然石原莞尔和柴山兼四郎成功说服了参谋总长，并对中国驻屯军下达了不许扩大的命令。但是到了8日晚上，陆军大臣杉山元被强硬派说服，要求各个师团应该在7月10日退伍的士兵延期退伍。这样等于是进行了第一步预备动员。随后东条英机派遣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连夜飞赴东京，要求参谋本部给予关东军更大的自主权，并请求国内动员三个师团前往华北。斗争的风向开始逐步由强硬派占据上风。

7月9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对华方案，会议上杉山元就毫不掩饰地指出“鉴于目前29军的恶劣态度，国内必须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前往华北”。没想到随后即传来29军副军长秦德纯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的电报。这下强硬派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9日，占领龙王庙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右二）正在策划进一步的进攻

得知停火协定的石原莞尔非常高兴，在他的坚持之下，参谋本部作战课起草的作战方案中依然是坚持不扩大、不增兵的原则。但是随后参谋本部围绕着停火协定再次爆发了争论，强硬派认为应该乘此机会要求中国承认伪满，并进一步扩大冀东伪政权的范围，稳健派则认为应该见好就收，维持现有状况即可。经过又一轮激烈的争吵后，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最终选择了一条折中方案，给中国驻屯军指出的谈判要求是：“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彻查责任人，向日军道歉，以及保证将来不会再起冲突。”

七七事变期间，利用步兵炮抗击日军的第29军士兵

就在双方继续谈判之时，参谋本部得知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动员，驻扎河南、绥远、山东的各个部队纷纷开拔。得知此事的武藤章和东条英机立刻开始了添油加醋的游说，很快参谋本部的参谋们都觉得仿佛中国已经全面动员同日军决一死战了，这时候强硬派已经逐步转变为了扩大派，要求进行全面对华作战，为什么武藤章这么热衷于扩大对华作战呢？

其实武藤章是1937年3月才调入参谋本部的，此前是关东军的作战课长，他也参与了绥远抗战的指挥。为此受了一肚子气的武藤章，此时在参谋本部自然是全力游说，都是关东军参谋出身的参谋们形成了武藤章、东条英机、小矶国昭这三位一体的军阀联盟。最终在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追认了关东军和朝鲜军派兵的合法性，免去田代皖一郎的中国驻屯军司令职务，由香月清司接任。并准备动员国内三到五个师团增援。

至此，强硬派已经压倒稳健派，但是石原莞尔还在为不扩大而继续活动。

石原莞尔辞职：通向全面侵华之路

就在日军高层已经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手段之时，7月12日，更加离谱的情报被送到了参谋本部，号称已经有四十余万中国军队开进华北。显然这些情报是扩大派精心编造的，意图就是在派系斗争中获胜并压制石原莞尔一派。随后杉山元发表了强硬的讲话，指责中国方面对于和平毫无诚意，而且要求中国驻屯军采取更加强力的手段制止29军的行动。

七七事变发生后，第29军士兵在北平城内用沙包构筑防御工事

但是此时日军高层的意思还只是采取强硬手段，再加上石原莞尔也在积极活动，扩大派此时还不占上风。在7月13日晚参谋本部制定的《华北事件处理纲要》中继续强调事件不扩大，但是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和参谋本部格格不入，该方案的制定是绕开石原莞尔的第一部制定的，参谋本部第一部就是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部门，起草作战计划居然要绕开作战部，也是日军派系斗争的奇葩之处。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随后29军同日军在北京郊外的摩擦依旧不停，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显示了全民抗战的决心。此时日本参谋本部的扩大派更是陷入了疯狂之中，一面要求“膺惩暴支”，一面开始着手进行全国动员。

然而石原莞尔此时居然提出：“由于现在已经彻底激怒了中国方面，为了建设满洲，对苏备战，现在对华只能暂时忍耐。为了体现出诚意，日军应该撤至山海关一线。”

这一通言论彻底激怒了陷入狂热之中的武藤章等人，他们纷纷向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添油加醋地反映石原莞尔的“辱日”言论。很快事态就变成了石原莞尔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

首先是国内完整动员了三个常备师团开赴华北，其次是7月底，东条英机独断组建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指挥三个混成旅团开赴察哈尔，并一路进攻山西、绥远。而且参谋本部的所有作战策划都绕开石原莞尔进行，在四面楚歌之中，石原莞尔被迫辞职。

石原莞尔辞职后，虽然8月新上任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也是一名坚决的不扩大派，但是此时的参谋本部中，不扩大派只剩少数，最终在关东军参谋出身的军阀绑架之下，日本通向了全面侵华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中国士兵。 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