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春秋”之后“战国”又有怎样的变迁？百家争鸣吗？

谢邀！

周朝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导致了东周百家争鸣的出现，但是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文化是有所不同的。（东周前期是春秋，后期至秦统一是战国。）

一，春秋文化的源流。

商朝是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政权，有完善的文化、政治制度。

商朝时期，能与商朝大军叫板的只有东夷。商朝与东夷死磕了很久，始终不能彻底平定东夷。商纣王时期，纣王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举倾国之力讨伐东夷，最后如愿平定了东夷。

然而战争过程中，商朝财力、人力损失惨重，贵族数次决意停战以止损，却都被纣王镇压下去。从此，贵族与纣王的冲突日益加剧。另外，商朝军队也损失过大，剩下的军队还要驻扎东夷以镇压其反抗。

这样，商朝就外强中干，内部分裂，本土兵力空虚。

《孙子兵法》：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时，关中地区的周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周部族尚处于半原始、半奴隶的部落制，还没有完全进入奴隶社会，比商朝落后了许多。

周王启用来自商朝的吕牙（姜子牙），运筹灭商。吕牙熟悉商朝，带着周军（各部落的联军），以奇袭的手段打到了朝歌。

商朝来不及把军队从东夷调回来，只好组织奴隶出战。这些奴隶大都来自东夷，仇恨商朝，就在阵前反戈一击，帮周军灭了商朝。

周取代商朝以后，继承了商朝的衣钵，完全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周文化与商文化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商朝的祖先是靠贸易发迹的，而周人从发迹到拥有天下，完全是靠“勇敢”。厮杀汉是最不迷信的，所以商文化被周朝摒弃了“巫”，只剩下了唯物的成分。

周文化的本质是去除迷信色彩的商文化，也是后来春秋文化的源流。

二，周朝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导致春秋文化的百家争鸣。

《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国七十一。”周朝灭商后，实行分封制。王室子弟，功臣被分封到各地建国。

周朝分封的本意，是要诸侯拱卫王室的。然而诸侯国毕竟已经是独立的国，政治上去中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随着时间流逝，诸侯逐渐强大，周王室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春秋时期。周王室离开了关中，管辖的土地、人口剧烈下降，对诸侯的影响力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彻底完成。诸侯国互不同属，为了利益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的争斗。

但是文化的发展却步入快车道，完全称得上是黄金时期。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使得文化有了自由发展的环境。

楚国的霸蛮、齐鲁的文质彬彬等，各国气质是不同的。但是在争霸这一方面，需求是相同的。

春秋时期，各国争霸还是很讲义气的。战争双方要按照既定的程序，先讲理而后按照礼仪动兵。谁耍诈，破坏规矩，就会被诸侯们群殴。

战场上，军队双方的组成都是贵族子弟。打仗很简单，先摆好阵仗再冲杀就行了。毫无计谋可言，也没有投机取巧的空间。要想获胜，只有士兵武艺高强、兵利甲坚、阵势严密。

如果哪个诸侯得到一个人才，能改良一下武器、战术、阵法，或者提高士气；抑或是有人能让国君占据道德上的至高点，都能在战场上获取巨大的优势。

因此，诸侯对各种人才都重视极了，礼贤下士是必备的技能。各国对用得上的人才给予荣华富贵，用不上得也要高接远送、不敢得罪。

道家的老子坐而论道，对诸侯没有实际用处，所到之处也是倍受殊荣。在中原呆腻了，骑着牛就能一路缓缓向西。丝毫不用考虑盗匪、衣食住宿的烦恼，明显是一路上都有诸侯的供养。

孔子长期周游列国，学说和老子的学说一样不被诸侯接受。他带着那么多人长期不事生产，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生活得很好，最后还桃李满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什么学说都是有市场的。只要是搞学问的，就不愁没有饭吃。甚至越是标新立异的学者，越是混得风生水起。在这种环境里，诸子百家产生了。

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变迁。

春秋时期，诸侯的争霸愈演愈烈，逐渐进入白热化。以前的礼仪、贵族精神被抛弃了，互相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竞争。

春秋晚期，晋国重臣智、赵、韩、魏四家，不顾君臣之礼，架空了国君。公元前453年，四家发生火并，智家被三家联手灭掉。

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韩、赵、魏建国。以此为标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诸侯国数量急剧下降。诸侯国就那么几个，文化界人士没有更多的地方依附，诸侯与文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期，只要是文化界的，到哪里都受到诸侯尊重和奉养。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渐少，相对的文化界人士就显得“多”了。为了生存，文化界人士出现了竞争。

这种竞争很激烈，既表现为人才之间的个人竞争，也表现为百家之间的学术之争。

为了获得诸侯的青睐，就必须要符合诸侯的要求。春秋时期，天马行空式的坐而论道、夸夸而谈是没有市场的。诸子百家从诸侯争霸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敢再虚谈，处处讲究落在实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鞅三次进见秦孝公。商鞅为了出人头地，学了许多知识。他在魏国抑郁不得志，就决定去秦国碰运气。

第一次，商鞅谈上古时期尧舜的治国之术，被秦孝公给否了。

第二次，商鞅又谈西周时期的宽容、仁义的王道之术，又被秦孝公给否了。

第三次，商鞅大谈简单、粗暴、野蛮的“霸道”，即用严刑峻法迫使所有的人为国君所用，以强大的军队战胜别国。

结果，秦孝公听闻“霸道”之后，亢奋的与商鞅大谈了三日三夜。

在这种竞争中，能为诸侯争霸提供直接动力的学说脱颖而出。搞法律研究的法家、搞外交的纵横家，越来越吃香。不能为政治、军事提供支持的学说就逐渐没落了。

最后总结：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是一个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百家你来我往的竞争，很是繁荣。实质上，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正在消失，文化界已经失去了春秋时期充分的自由环境，在走下坡路了。

到汉武帝时期，中央削平了内部割据，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彻底结束，百家争鸣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春秋时期有种种不同，但是，诸子百家在激烈的碰撞中产生了许多精彩至极的成果，以后文化界再也没有过这种辉煌。以至于后世人读书，有“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

（本文原创，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