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自有各国的生存之道,西夏能存在如此长的国运,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和党项人的善战外,我认为还有两点至关重要。
一、三国鼎立的均势辽、宋、夏,和金、宋、夏分立对峙,其实也是一段三国鼎立的格局。
既然出现三国分立的局面,很多程度就是一种势力均衡或相互相互制衡造成。
这在辽宋夏对立时体现的十分明显。
北宋北伐契丹失败,契丹南下也最终以和谈收尾。西夏从北宋统治下独立,北宋多次用兵也失败,辽夏战争双方也各有胜负。
从实力上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任何一国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消灭另一国,这是实力均势造成的。
而当三国分立局面彻底形成时,再想去打破就更难了,因为一国可能同时面对两个敌人。
二、西夏灵活的外交政策这在西夏独立之初体现的尤为明显。
从李继迁时代开始,党项人对北宋是时叛时附,打不过时就投降归顺,有点实力时就反叛提要求,北宋的优柔寡断和“以夷制夷”政策,促使西夏一步步壮大。
到李元昊时也是如此,他实行依辽抗宋的政策,主动对辽称臣,换取辽国的支持。而辽国也充分利用西夏,挟夏诈宋,这使得北宋时刻担心里面受敌。
在外交上,北宋被束缚了手脚,加之那些仁义伦理,使得北宋不敢撕毁订立的和议,一面背上背信弃义的恶名。
但是西夏和辽国对立所谓的和议可没有这些包袱,想毁约就毁约,想重订新约就付诸行动。
如辽国曾挟夏诈宋,迫使北宋重订澶渊之盟的条件,再次增加岁币,史称“庆历增币”。
李元昊更是反复无常。
当西夏和辽国出现裂痕,第一次辽夏战争爆发时,李元昊立刻和北宋议和,摆脱里面对敌的困境,而面对这样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北宋最终选择两不相帮的和稀泥政策,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
在整个两宋时期,宋代的外交都是一塌糊涂的,比之西夏差远了。
北宋曾有河湟拓边的行动,效法汉代断匈奴右臂的行为,在西北动手,消灭西夏。这个战略几进成功,西夏被打的离灭国不远,但是由于北宋联金抗辽,灭辽后引来了金,打破了均衡,辽宋夏并立的局面很快又被金宋夏并立的局面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