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可以说是毛主席执掌帅印后首次组织指挥的大兵团作战,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后已拥有了三万余人大军,但是军中指挥员尚缺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大敌当前军中众说纷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关键时刻,已经具备有丰富指挥经验的毛主席力排众议并说服了大家,在前两次作战中毛主席巧妙用兵成功粉粹了数倍于己敌人的围剿,不仅令全军折服而且也树立了威信,到了第三次反围剿时已经没有了争论,完全听毛主席的指挥。
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敌人围剿的兵力超过了十万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在兵力及装备上占尽了绝对的优势。如何粉粹敌人的围剿军中大部分将领主张迎难而上、主动出击,后来被毛主席否决了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避其锐气,放敌人进来抓住其弱点,利用地形优势集中兵力给予分割围歼。
战争的进行正如毛主席的预料那样,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十八师太轻敌了自己跳了出来,近九千人被红军一一加以分割围歼了,还缴获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并收编了几名技术人员,这也成为了毛主席的“耳朵”,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围剿敌人兵力增至了二十万大军,红军兵力不足其六分之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因此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以分散式游击扰乱敌人目标,立即转移至四川开创根据地,而毛主席决定就地打,并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争议了近一个月毫无结果。
关键时刻毛主席果断出击,指挥红一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设伏,利用缴获的大功率电台监听敌人的一举一动,最终在东固一战五战连捷,歼敌三万余人并缴获了两万多支枪。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士气大振,毛主席的威胁也大大提高了,在随后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军中再无异议。
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爆发前,主席他老人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不久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奥托布劳恩(李德)来到了苏区,与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博古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将在苏联所学到的那一套军事理论及战术硬生生搬到了苏区战场,而且根本听不进红军一线指挥员的意见。
李德等人经常越级指挥一插到底甚至指挥至排级。面对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术,奥托布劳恩根本束手无策只能瞎指挥,结果导致红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损失惨重,一度引起了众怒,最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从此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开始长征尤其是过湘江时,本来湘江惨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当时红军西进已经在敌人的意料之中,担任红三军军团长的彭德怀曾建议奥托布劳恩等人,以一部分主力迅速向湘潭、益阳等地挺进威逼长沙,同时以其他主力进站溆浦、沅陵一带并开创根据地,在运动战中迫使敌人改变作战部署,但是彭德怀的建议未被采纳。
洞察敌情的毛主席也曾建议不要越过粤汉铁路、不要取临武、宜章等地,应向北越诸广山一带休整,并在永丰、宝庆一带拉开战场以消灭追兵,捕捉适当时机从敌人的围剿网跳出来,再拉开战场以调动敌人,使得敌人疲于奔波,时机成熟后再改西进为北进再返回苏区根据地,从而避开湘江东岸敌人已经布好的天罗地网,但终未被采纳。
奥拓布莱恩和博古等人可谓纸上谈兵、一意孤行,最终为湘江之战的惨败埋下了伏笔。红军过江后总兵力已较出发时折损过半,血战湘江之后也引发了广大指挥员的深思,红军当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与指挥下以弱小的兵力屡战屡胜而且越战越强,换了将之后大不如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因此,红军是离不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指挥的,湘江过后遵义会议应运而生,再次确立了主席的领导地位与军事指挥权,随后率领红军残余的部队上演了战争史上经典活剧四渡赤水,毛主席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带领红军甩掉了敌人的层层围堵,摆脱了处处被动局势,红军至此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