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得理解商、周之间的利益联系纽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据殷墟卜辞记载,商王国经常向西北一带的人方、鬼方、盂方、刀方、大方等等部族发起进攻。
在商王武丁之世,殷墟卜辞中开始频繁出现周人的身影,但是大多都带“璞周”、“敦周”之类的词语。所谓“璞周”,即伐周之意。也就是说,在商王武丁早期,周人与商人关系并不密切,彼此征伐多次。但在武丁后期,殷墟卜辞也开始出现“令周”的字样,证明商人与周人不打不相识,开始走向和解。
后来,周人在泾河流域的豳(即京师,今陕西彬州一带)受到强大的戎狄威胁,无法生存,被迫迁徙到岐山下,投靠商人。大约迁徙到岐山下后不久,周人首领古公父就去世。而商王武乙对新近投靠的周人非常重视,“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古本竹书纪年》)
商人为何会突然对周人如此重视?现在考古发掘发现,在商朝后期,商王国突然失去了长江流域的控制权,统辖领土退缩到河南南部。
这种退缩,对商王国而言,就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
商周时代,中国已经从石器时代全面进入了青铜时代。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战争,都大量地使用到了青铜器。而在当时,能够满足古人开采条件的青铜原材料,绝大多数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商王国对长江流域失去了控制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战略原材料的控制权。这对于商王国无疑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山海经》中,共记载下产铜之山十四处,其中山西四处,河南二处,陕西七处(其中六处在西安到华阴一线)。也就是说,周人迁徙到的渭河平原,成为了仅次于长江流域的盛产铜矿之地。为了抢占铜矿资源,商王室迫切地需要在渭河平原培植起自己的心腹力量。
因此,这时周人走出泾河流域来到渭河平原投奔商人,无疑时机相当巧妙:周人是希望能找到一座靠山;商人也希望在渭河平原多一个得力打手。从此,周人与商人走向了合作的蜜月期。在商人的大力支持下,周人向西北的戎狄发起了猛烈的反扑: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从商王武乙到商王太丁,周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弱小逐步走向强大,成为渭河平原上的“西伯”即西部之霸!
然而,周人越来越强大,反倒是增加了商王室的疑虑。当年长江流域本土势力的强大,让商王国失去了铜矿控制权;如果再让周人强大起来,万一又失去渭河平原的铜矿控制权,商王国可再到哪里去找铜矿?因此,在商王太丁末年,商王室突然就将季历给杀了!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姬昌在世时,一度做到王室“三公”。但是,商王室依旧对他防范有加,因为崇侯的一次诬告,就将他囚禁了七年!
为何商王室不去灭周国,而是两次对周人的首领进行控制?核心在于商王室想把持住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一方面不希望周人太过强大,以致威胁到西北铜矿资源的控制权;又不希望周人太弱小,以致无法替商人保护这些铜矿资源。
然而,商人是希望把握着这个平衡点,奈何周人也不是傻子。最终,周人还是趁商人天下大乱的时机,举起了义旗,并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