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水居为你解答。
历史上成功的北伐多了去了。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北伐的概念,“北”应该是北方的草原和高原,就是现在的新疆,宁夏,内蒙等高海拔地区。
北伐就是征服上述所列举的地方,有下列几个朝代:
第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北伐算是成功的。
第二,西东两汉也是北伐成功的。
第三,三国曹魏是北伐成功的。
第四,两晋北伐是成功的。
第五,元朝北伐是成功的。
第六,明朝北伐是成功的。
其他朝代都没有北伐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属于马上民族,民风彪悍,不易降服。
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数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依水草而居,随季节变化而流动;也是视水草的消耗程度来迁移。所以不易寻找到他们。
还有就是南方人到高寒地带的草原,打仗的难度加大,非常难打。很多情况下要有非常坚定的决心和信心,还要采取出其不意的战略。
成功案例:霍去病千里迂回奔袭匈奴大本营,从而成就了大汉竖百年的安宁。
后来,中华民国北伐军北伐,从广州出发北上打仗,不是真正的北伐。
1367年11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挥师北伐,洪武元年,即1368年,攻入大都,推翻元朝的统治,元朝灭亡。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先后攻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驱逐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宁汉合流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加入北伐,1928年攻克北京。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完成,中华民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明朝南方卫所打起义军会怎么样?
倘若指的是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军,大明朝廷打着打着会发现,卫所兵越来越少,起义军越来越多。
北方卫所以边军为主,战斗力基本可以得到保证,但在明末连年的边境战争中损耗严重,补充困难。这个时候,南方广大地区的卫所在做什么呢?
和北方兵一样,越来越少。
倒不是说卫所兵都在战争中损失了,而是很有可能自打一出军营大门,军官稍不留神,士兵们就呼啦啦冲到对方的阵营里去了。除开军官这一卫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某种意义上,卫所兵天然具备起义反抗的理由,比起义军还像起义军。
不可思议对吧?且听我慢慢道来。
1、令出多门,盘根错节卫所制是有明一代特有的兵备制度,以大明全境两京十三省行政区划为基础,上至京师,下至各省府县,军事上的重要地区设置“卫”,次要地区设置“所”。原则上,一个标准卫的编制为官兵5600人,以都指挥使统制;所是卫的下辖军事单位,每所官兵1120人,以千户统制。每卫下辖五个所,每所往下又有百户、总旗、小旗,所谓“大小联比以成军”,严格划定的军事等级将卫所兵固定在了各自的岗位上。到了永乐年间,全国共设有卫所439个,总兵力达275万人,是为大明朝最忠诚的铁盾。
永乐年间大明疆域,图源百度百科
实际上,有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弄权的教训,宋明两代对军权的分割与制衡极为重视,其中又以明代更甚。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统制全国军备,分别统领京师及全国各地卫所。平日里,卫所官员负责本辖区内士兵的日常训练、耕种、防守事宜,而各个卫所又分门别类统属于不同的都督府,例如浙江、辽东、山东地方卫所归属左军都督府统制,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则归属右军都督府。这是和平时期的军事管理,倘若战争爆发,需要征集军队奔赴前线时,调兵遣将的令符及文件又归兵部派发。当然命令也不是由兵部直接发出,而必须获得皇帝的旨意,奉旨调兵。军中将帅的任免与调动则皆由兵部负责,根据皇帝的指令调遣军队,任命统军将官,派发印信;作战归来后,士卒各自回归所属卫所,兵部回收印信,一次出征自此才算完整。而在卫所基层官员的任免上,武将统军作战自然是不必说,但必须以巡抚、总督、科道员等文官监察,在此基础上又设都御史同时监察文武两方,确保军权制约。
总结一下,卫所官兵往上,五军都督府负责统兵而没有调兵之令,兵部有调兵之令却没有统兵之权。而地方各卫所又各自归属不同的都督府,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其间又有形形色色的监察文官、统军武官,构成了一套盘根错节的庞大军事系统。这样一套军事系统,倘若面对战争情况,是很难做出迅速且准确的作战决断的,而其自身的臃肿与官僚则会不断消耗军队的战斗力,为其后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2、铁打的营盘,纸糊的数据卫所制最大的特色,即是屯田与训练合二为一,以田养兵,且耕且战。永乐年间这一制度渐趋完善,边境险要之地,三分作战,七分耕作;内陆承平之地,二分作战,八分耕作,节省国家军费开支,同时又可以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这一举措在明初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洪武至永乐年间,全国军事屯田达到了90万顷,卫所上至将官下至士卒,其薪俸粮饷皆可以自军屯产出中获得,基本保障了百万大军自给自足。
但这一局面在明中叶以后便江河日下。我们先来看北方卫所军。辽东边境永乐时期额定兵员为9万人,到了隆庆年间衰减为7万;宣府是为直面蒙古的重要边镇,永乐年间定员13.5万人,崇祯年间衰减为7.5万人。卫所兵缩水在北方各府县不是个例,明中叶以来,各大卫所皆出现不同程度的兵员缺编,严重的卫所缩水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但尽管如此,明朝末年负责辽西防线的广宁军仍能动员起数以万计的野战军团,使得后金骑兵的兵锋一度止步不前;萨尔浒之战中,来自关中平原的数千秦军能逆着溃败的大军向努尔哈赤发起反冲击,险些改写了萨尔浒之战的结局,说明北方卫所兵仍旧保持了一定的战斗力。
佛郎机火炮示意图,部分明军的装备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相应的,南方卫所兵因为常年处在和平状态下,军备废弛的状况比北方更为惊人。嘉靖二十六年,漳州与泉州的巡检司核对地方兵员数量,发现两地纸面上原本应该有甲士2500人,实际勘验人数竟不足千人,缺额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俞大猷是戚继光之下,大明海防颇有作为的将领。他就任苏松地区总兵时,竟发觉麾下实额士兵仅有三百余人。另一抗倭名将谭纶则细致统计了福建地区的兵员缺失数量,痛心疾首地发现,纸面上福建马步军共计有四万两千人,实际数字却连两万也凑不足。
纸面上的数字是一码事,实际情况是另一码事,倘若凭着纸面数据去打仗,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纸上谈兵了。
可问题是,卫所兵员早在明初便有规定,兵源补充皆来自世代从军的军户。一旦入军户籍,便终生不得脱离。那么那些大量缺编的士兵,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军户,士兵还是奴役?明初尚且能够规定,一军授田五十亩。但随着时间推移,屯军数量不断扩张,但耕田数量却十分有限,生产逐渐无法补贴军队开支。此外,军官及权贵对土地的侵占更加剧了耕地的紧张。而且军官占据的土地往往是肥沃丰腴之地,而贫瘠残破的土地则分给军户。耕种收入不足补贴家用时,军户纷纷选择铤而走险,脱离军籍而流亡。明中叶以后广泛出现的流民群体中,逃亡的军户也占了相当一部分。
而剩下那些留在卫所的士兵也在寻找其他发财的路子。以南方卫所为例,最典型的方式莫过“买闲”。在长久没有战争的卫所,军士可以给上级将官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之后军官便会将他暂时从名册上划去,此人接下来便可不必参与操练与点到,而可以离开军营去谋点其他营生。除了人,马也可以买闲,进而被私下拉去从事一些运输与商贸的的零散活,补贴军中用度。军中开支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一些财政状况更为窘迫的卫所,一方面因为土地退化而断绝了收益,一方面朝廷又因财政紧张而无力拨付粮饷,这些卫所的官兵一度面临缺饷甚至绝饷的情况。
除此之外,底层军户往上,各级军官、衙门、地方官员,倘若有需要,可以任意驱使军户从事或公或私的事务,例如修缮桥梁、疏通河道,或是为某位宗室子弟营建府邸。总而言之,卫所兵在军事上的意义已然接近消失不见,与其说他们是大明官军,倒不如说是一群被捆绑在卫所制度下的奴役。
再说硬件。兵员尚且如此,武器装备更不忍直视。根据《明臣奏议》中的记载,卫所兵的盔甲状况是为:“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
倭寇入侵绘图,明朝中叶的倭寇袭扰曾给沿海地区带来很大的困扰,沿海各卫所皆无力对抗倭寇,屡遭败仗。在这一背景下,戚继光干脆抛开了卫所兵,单独编练新军。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也已经出现在前文中了。明代对武将的防备,对军队的分权制衡,对军备废弛的漫不经心,对士兵地位的忽视,这一切都造成了卫所兵退化成此时的模样。换句话说,以上问题倘使没有出现,也就不至闹到明朝末年海内沸腾、起义如潮了。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明末大明朝的处境。北方边军在接连的军事失利中已经元气大伤,辽东清军虎视眈眈,中原闯军势如破竹,大明朝急迫地需要一支生力军来补充部队,镇压中原起义军。
现在,南方卫所兵要登场了。这支兵员严重缺额,盔甲配备不齐,平日里缺衣少食,还要遭受军官压迫的部队,在面对潮水一般的起义军时,会怎么做?
我随便猜猜啊,保不准,大伙会把军旗一甩,扯着嗓子大喊:“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咧!”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明朝卫所制度。明代初期,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在南北重要地段建立卫所作为驻军机构。明代的“军”专门指卫所军,他们没有普通的民籍,而都是军籍。从管理上不归六部,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理,都指挥使司上有五军都督府。因此,卫所是明代的军队管理体制和驻军机构,有着非常严密和准确的运行规范。
作为全国最高的军事机构的大都督府当时分为左、右、前、后、中5军都督府,分管全国所有的卫所。一个卫有驻军5600多人:处于卫所制金字塔底部的是小旗,由10人组成,总旗由50人组成。112人构成了百户所,长官是百户。10个百户所组成千户所,即1120名军人,上司则是千户。5个千户所组成了一卫,即5600名士兵,长官是卫指挥使。卫上面是省级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卫下设五个所,约1200人左右,长官就是千户。所下面是总旗,长官百户,总旗下面设有小旗。
卫所军自己屯田,当军粮和工资用。这是仿汉代赵充国的屯田法。平时大部分人训练,另一小部分种田。正是因为这个,明初的大战役虽然很多,却没怎么花中央的钱。
(明朝五军都督府分管版图)
而明朝的南方卫所军这种说法特指明建文帝朱允的明朝中央军,是相对于燕王朱棣的北军区别说法。
因此,如果单从客观因素比较,起义军是打不过建文帝的中央军的。
第一、从军备上看,这场战争初期,掌握朝廷中枢的建文帝不仅可以直接管理着分属五府的北京卫所三十六卫、二所,还能从全国调配卫所军队。并可以从容为大军筹措军饷。
第二、从势力版图上看,建文帝登基之后推出的削藩令已实施一段时间,一些诸侯王如周王朱肃、齐王朱福等五王的势力已经对中央够不上威胁。
但是战争打的不仅仅是军力,而是各种条件的比拼。
第一、政策落实方面,朱允在削藩的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并没有先削实力最为强劲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肃、齐王朱福等五王为庶人,这样做等于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
第二、军事才能方面,17岁就出镇北平的燕王朱棣,在边塞多次与北方的蒙古进行作战,早就“屡帅诸将出征”,并在征战中获得“节制沿边士马”的特权。也就是说,“北平都指挥司卫所士卒十万五千六百余人”,其实早就成为燕王朱棣的部下,特别是他的军队被包围之下,也和众将士一起“亲冒石矢力战”。这种军队向心力,不是一纸“削藩令”就能削掉的。而建文帝重文臣,远武将,在战略方面瞎指挥,居然在军事优势时期下令召回大奖徐辉祖,导致在淮北的何福、平安等军队势单力孤遭到惨败,经此两三次导致最后朝廷无可堪重用的武将。
第三、用人方面,建文帝在关键战役中重用了“战神”李景隆,早在北平城下被燕军打得丢盔弃甲,只身狂奔逃到德州的曹国公李景隆素,已经得到了“胜负未分,主帅先跑”的名声,但是在最关键的白河沟战役中李景隆又发挥了他只能打顺风局,不能打逆风局的“优点”,一见对方反打,立马抛弃大军逃跑。真是对得起他“胜负未分,主帅先跑”的称号。这次失利,导致建文帝和朱棣在攻守之间中发生了完全逆转。更可耻的是,也是他“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导致“金川门之变”。自此,坐实了他变节的实情。
(“战神”李景隆上战场)
在情报战中,建文帝已失先手。由于建文帝的新政触及了很多宦官和旧臣的利益。在关键时机,这些宦官和旧臣就充当朱棣的内应,报告了当时京师空虚的情况给朱棣,使朱棣改变以往攻城夺地的战略,率军直捣南京。
因此,战争的胜败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不能单纯从军备角度进行推演。